1942年，《东南日报》陆续刊登了记者“刺史”的《夜雨听歌记——湘湖师范的歌乐演奏会》、剧评人胡曛岚的《评“湘湖”的歌剧》、前线战士吴莱的《读“听歌再记”——兼寄喈喈剧团》，这四则报道不仅揭示了全面抗战时期湘湖师范在松阳时期的教育实践与其所肩负的抗战宣传使命，更呈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文化坚守与精神传承。
湘湖师范音乐团于1933年6月6日首次演出，并将此日作为建团日。1938年，湘湖师范流亡松阳办学，为加强抗日宣传，湘湖师范国文教师赵复旦将其更名为“喈喈歌咏团”。“喈喈”二字源自《诗经》，寓意黎明时分百鸟和鸣，旨在以歌声唤醒民众。歌咏团足迹遍及浙西南山区，为民族存亡发出震天呼声，与“醒民剧团”一同成为湘师精神的重要文化标识。1942年1月26日至29日，喈喈歌咏团再度背负乐器和行李徒步数百里，在金华军人俱乐部举行音乐会并演出歌剧。
湘湖师范喈喈歌咏团乐队赴金华演奏留影
“刺史”在1942年1月28日的报道中，记录了这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此前金华举行歌咏大会时，一位爱好音乐的法国人原本打算登台献唱，但在听过湘湖师范一位女同学的演唱后，竟自愧不如，主动放弃了演出机会。他特地进城聆听这支曾以高音“压倒过法国音乐家”的山乡歌团。节目单上的内容令人震惊——《军民进行曲》《农村曲》这两部抗战时期知名的大型歌剧，过去东南各专业剧团还未尝试，却被这群“多年蛰居在山乡里的乡下青年搬上了东南剧台”。“一把四尺高的大胡琴的斗，是用半只洋油箱冒充的。一个比胡琴杆子还短的同学提着洋油箱走上台，差点让听众笑痛肚子。”“刺史”在后台探访时发现，这个看似专业的演出团队，使用的乐器却极其简陋。演出中，《游击乐》《旗正飘飘》等合唱部分“如千山响瀑，如万马送征”，许多听众被激越的歌声感染至“几乎要站起来”。
“刺史”的观察，恰好为这一历史现场提供了鲜活注脚。在演出进入第三晚时，他敏锐地察觉到观众结构发生了微妙变化——那些“愿意从歌剧中追寻噱头”的都市看客大多离场，取而代之的是真正渴望聆听“山乡里孩子们心中‘流水高山’”的静穆听众。当舞台上用粗简乐器模拟出茅舍炊烟、田埂叹息时，全场屏息无声；而当悲凉音调忽转为抗战号角时，台下竟“如临敌阵”。“刺史”指出“这戏若搬到农村里，定会叫许多七斤嫂八斤姐们落眼泪”，这些出身乡村的学生之所以能把农民劳作、流亡妇孺的姿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并非依靠演技训练，而是源于他们“日常和农民生活在一起”的生活经验。这位记者最终领悟到：这场演出本质上是“中国长期积累下来的民族音乐传统，借了农村子弟的喉咙和指头，在今日农村里新的发展”。艺术的火种，正在最朴素的土壤中迸发出照亮烽火长夜的光芒。
胡曛岚在1月30日的《东南日报》专评中讲述道：“从一连看到湘师同学们的《军民进行曲》和《农村曲》以后，感觉到歌剧之上演远较话剧为困难固是事实，但认为歌剧不能表演现实这一个成见，则已经在根本上起了动摇。”演出彻底打破了抗战初期多数人的成见。他指出演出成功实现了“旧瓶装新酒”的艺术创新：用传统丝竹表现西洋旋律，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古曲，在歌剧中融入大量民间歌谣元素。经过精心编排，这些不同源流的音乐形式各展所长，共同服务于抗战宣传。
2月25日，吴莱发表了《听歌再记》读后感，提供了更广阔的时代视角。他在文中描述了自己所在部队的日常：报纸寄到前线通常滞后半月，新闻已成“历史”，精神食粮极度匮乏。“前线的士兵，把枪口瞄准敌人的胸膛，用笔头戳穿敌人的阴谋。在后方的无数青年，如湘湖的弟子们，‘为这民族、这时代、这社会’吼出人类自救的震天的呼声。”演出不仅鼓舞了后方民众，也通过媒体报道影响了前线将士，吴莱将其与前线士兵的奋斗并列。
湘湖师范学生大多出身贫寒，高贵的乐器买不起，即使学会了到农村也无处可用，故大多采用粗简的丝竹乐器。他们没有演出经费，就由学校补贴、教师捐款、团员自筹。浙江近代著名的乡村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湘湖师范音乐奠基人、“喈喈歌咏团”创立者桑送青不为其他学校的优厚待遇所动，在湘湖任教十余年，并坚信“弄十年八年，才可弄出些成绩来”。2025年12月，其孙桑滔为“喈喈歌咏团”团歌谱曲，赠送给女高音歌唱家、湘湖师范学子吕薇。
八十余载过去，《东南日报》的墨迹虽已漫漶，但朦胧的字里行间仍透出沉厚的历史质感。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一群山乡师生用最简陋的乐器，唱出了最磅礴的抗战之歌。他们的歌声不仅响彻金华剧场，更穿越时空，成为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永恒注脚。(作者：王香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