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恩，1920年1月生，山西汾阳人。1940年加入抗日游击队，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多场战斗。1979年转业，1983年离休。荣获人民功臣奖章、朱德奖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等荣誉，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80周年纪念章。
我叫武恩，1920年1月出生在山西汾阳一个书香世家。1937年，我到天津求学，可那时的天津已沦陷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有一天，我和同学走在街上，迎面走来两个日本兵，我们没来得及让路，就被他们揪住衣领当街打骂。拳头和皮靴落在身上，疼的是皮肉，可刺痛的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我强忍着泪水和怒火，立下誓言：“我要去打日本鬼子，坚决不当亡国奴！”
1940年9月，我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瞒着家人离开天津，辗转到唐山加入了115师冀东游击队，成为抗日战士。
参军仅两天，我就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战斗。那时，我连枪都没有，带我的刘班长塞给我两颗手榴弹。战斗打响后，枪声、爆炸声震耳欲聋，我趴在战壕里，手心全是汗。刘班长爬到我身边，手把手教我：“先把弦抽出来，攥在手里，数‘1、2、3’，对准敌人狠狠扔出去！”我照着班长的话做，手榴弹飞出去，“砰”的一声爆炸了，我成功了！
1942年，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愈演愈烈，冀南、冀东、冀中等地成了他们重点扫荡的区域，“三光”政策让无数百姓家破人亡。那时，我已经担任平西军分区敌后武工队班长兼文化教员，跟着部队在敌后与鬼子周旋。
5月的一天，平山县李各庄的群众被日军围困，上级命令我们火速前往救援。我们冒着夜色急行军，赶到该村庄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红了眼——房屋烧得只剩断壁残垣，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乡亲们的哭声震天动地。我们来不及多想，立刻端起武器冲向鬼子。
杀退鬼子后，我们发现一片光秃秃的田里放着一个个麻袋。解开一看，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刺痛了：麻袋里全是光着身子的村民。后来我们才知道，鬼子不仅烧杀抢掠，还用尽手段摧残中国人的尊严——他们逼着乡亲们脱光衣服，听着哨音“玩游戏”。不少不堪受辱的乡亲选择了自杀，还有的精神失常。看到这些，战士们个个咬牙切齿。
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对面山上还有残余的日军。连长当即下令：“冲锋！”当时，鬼子装备精良，他们的“三八大盖”射程和精度都比我们的“汉阳造”强得多，但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抱着“以命换命”的决心，呐喊着冲向敌人。混乱中，一个鬼子端着刺刀朝我刺来，我来不及躲闪，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长枪已经刺进了我的胸膛。生死关头，我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扣动扳机，开枪结束了他的性命。后来，战友们把我从战场上救下来，我捡回了一条命，但胸口的伤疤却永远保留了下来，成了那段惨烈岁月的见证。
在部队里，“共产党”这三个字一直是神圣而温暖的存在。有一次在太行山激战，敌人的炮火把我们的部队打散了，在场的战友来自不同的班排，彼此都不熟悉，一时间没了主心骨，大家有些慌乱。就在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大家别怕，我是共产党员，跟我来！”
那时候，我还没真正见过共产党员。可就是这一句话，让我们瞬间安定了下来。那位党员战友立刻组织大家警戒、搜寻，有条不紊地寻找大部队，没过多久，我们就顺利与主力会合了。那一刻我才明白，共产党员就是关键时刻能站出来、能扛事儿的人！归队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班长，言语间满是敬佩。班长笑着给我讲了共产党的宗旨，讲了党员的责任与义务。从那时起，我决心一切向共产党员看齐，做一个有担当、能战斗的好战士。
1943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宣誓时，我热泪盈眶，心里暗暗发誓：这辈子跟着共产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945年，我在察哈尔军区政治部当宣传干事。有一天，部队缴获了一部照相机，指导员把这台珍贵的相机交到我手里，要求我尽快学会、用好，为部队服务。
为了不辜负领导信任，我四处请教。不久后，部队行进到河北的一个县城，我特意到当地一家照相馆请教拍照和冲洗技术。老板听说我是抗日战士，二话不说就把技术教给了我。从那以后，这台相机就成了我的“武器”，我用它记录战友们的战斗身影，记录根据地的建设与发展。
国共签下“双十协定”时，大家都以为和平就要来了。可没过多久，蒋介石就撕毁协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后来，部队获悉敌人要轰炸张家口，领导当即派我出去拍照，记录下敌人的暴行。我心里琢磨着，敌人轰炸肯定会瞄准交通要道，不是火车站就是大桥。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到解放大桥附近，找了一处低洼地带隐蔽起来，这里距离大桥只有50多米，能清晰地拍摄到现场情况。
两个小时后，天边传来轰隆隆的声音，很快我就看到敌机朝这边飞来。我立刻端起相机，做好拍摄准备。敌机飞到大桥上空，一串串炸弹倾泻而下，巨大的爆炸声震得地动山摇，黑色的浓烟冲天而起，有一颗炸弹就在离我30米远的地方爆炸，弹片飞溅，尘土飞扬。可我顾不上危险，眼睛紧紧盯着取景器，趁着爆炸的间隙，迅速按下快门，一连拍了10多张照片。后来，这组照片刊登在了《挺进报》上，清晰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罪行，激发了军民的斗志。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第二野战军后勤部《后勤导报》报社任总编辑、副社长。1951年报社解散，我调到速成文化学校任政治处主任。1954年初，我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十九团任政治处主任。转业后，我被分配到原四川石油管理局石油沟气矿供应科，成为一名光荣的石油工人。虽然岗位变了，但我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始终没有变。
1983年，我离休了，但我觉得自己还能为社会做点贡献。我居住的石油小区老龄化严重，很多老人子女不在身边，生活多有不便。于是我牵头组织互助养老。2009年，石油小区的30名“老石油人”组建了自管小组，我当选为组长，担负起了政策宣传、组织活动、收集意见建议等工作。
如今，我已经106岁了，胸口的伤疤还在，那段烽火岁月的记忆也从未褪色。我每天都会看新闻、读报纸，看着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感到很欣慰。这辈子，我从一个不甘做亡国奴的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跟着共产党打鬼子、闹革命、建设国家，虽然吃过苦、受过伤，但我感到很充实、很幸福。只要国家安宁、人民幸福，我这辈子的奋斗就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