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了，个人的一切就交给党了。”
这句铿锵誓言，跨越近一个世纪的风雨，至今回荡在山河间。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宁都起义主要领导人董振堂将军的四十二载人生，始终与中国革命的洪流同频共振。
从1931年领导宁都起义投身革命队伍，到1934年血战湘江掩护党中央战略转移，再到1937年作为西路军开路先锋血染祁连，他用鲜血和生命践行对党忠诚，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坚决革命的同志”。
今年，是董振堂同志诞辰130周年。循着英雄生平足迹，新华社记者辗转12800余公里，在新河故居青砖黛瓦间，探寻少年壮志萌芽；在宁都客家祖屋斑驳墙垣，触摸起义惊雷余温；在湘江古渡粼粼波光，瞥见血战决绝；在甘孜藏寨碉楼，感受军民同心；在祁连山下茫茫戈壁，缅怀殉国壮烈……
于峥嵘岁月打捞历史回响，在神州寰宇重吟英雄壮歌，只为追寻那热血与忠魂镌刻下的不朽传奇。
故土育初心 忠魂系家国
九河下梢，风掠过太行东麓冲积平原，裹挟着泥土气息。
踏入河北新河县西李家庄村，董振堂将军故居便映入眼帘，一旁的少年董振堂汉白玉雕像身姿挺拔，眉眼间英气凛然。
1895年寒冬，就在这片贫瘠却坚韧的土地上，董振堂在一户农民家庭呱呱坠地。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据新河县编撰的《董振堂》记载，新河自古多灾而民性不屈。清末民初，国家积弱，华北大地苦难深重、风云激荡，深深烙印在少年心中。
“董振堂从小跟随父亲习武，家里咬牙供其读书，他格外用功。”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宋振全说。
青年时期，目睹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惨状，董振堂立下“救万民于水火”的报国之志。
1917年，他考入北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年毕业于颇负盛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炮兵科。后投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逐级擢升至师长，曾参加1924年推翻贿选总统曹锟的北京政变和北伐战争。
“这是董振堂将军唯一留存的半身照，下方三分之一已霉烂。”故居内，讲解员手指向一张黑白照片，“他的侄子董光权当年将照片藏在老宅院墙缝里，才躲过了日本鬼子抄家。”
不远处，滏东排河河畔，董振堂将军纪念碑肃穆矗立，默默守望着这片故土。每逢清明、烈士纪念日，大批群众与学生都会前来祭扫，鲜花与哀思传递着深切怀念。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薪火相传。县城的振堂公园内，一座形似红军八角帽的建筑庄严厚重，这便是董振堂事迹陈列馆——新河县最鲜明的红色地标，无数人追寻红色记忆的精神圣地。
从公园内的将军铜像到陈列馆入口，恰好是42米。这寓意着董振堂走过的42个春秋，每一步都镌刻着忠诚与担当。
陈列馆内，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3000块银元的故事。1932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毅然将多年积攒下来的3000块银元全部作为党费上交。
毛泽东同志得知后，特意找他谈话，让他给自己留些钱，给家里也寄点。董振堂却坚定作答：“现在我当了红军，又入了党，留着这些钱也没有用了，我要把一切献给党，甚至连生命也献给党！”
“父亲常说，爷爷这一举动，是把整颗心都交给了党。”董振堂的长孙董乃煌站在银元复制品前，字句铿锵地讲述这段往事。
展柜中，一枚鎏金红旗勋章熠熠生辉。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决定设立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
当时，这枚珍贵的勋章授给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方志敏等8人，董振堂也因在宁都起义中的卓越贡献位列其中。
“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枚勋章，也是人民政权徽章褒奖制度之始。”董振堂事迹陈列馆馆长宋秀英说，勋章的光芒，映照着董振堂从旧军官到革命战士的信仰蜕变。
近年来，新河县把传承董振堂精神放在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位置。新河县委书记韩非表示，董振堂鲜明品格与精神的新时代价值值得深入挖掘，并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阐释。
作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馆近20年来，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已成为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目前累计接待419万人次，开展红色教育活动1390场，成为河北及周边省市党员干部、官兵群众与学生缅怀先烈、汲取力量的重要场所。
红色精神的传承，在当地校园焕发蓬勃生机。董振堂红军中学内书声琅琅，这所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学校，始终将红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
“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继承先烈革命精神，接续奋斗。”董振堂红军中学学生赵梦哲说。
起义擎红旗 赤胆铸丰碑
南下，抵达江西宁都县固厚圩王布头村，村口青瓦灰墙的曾氏祖屋，正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发布旧址。
迈过粗犷的木门槛，吱呀声中，仿佛一脚跨进了百年前的历史潮流。
指尖轻触斑驳墙面，“只有暴动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标语墨迹虽淡，当年的热血与决绝却穿透时空。
1931年12月14日深夜，起义惊雷划破夜空，在宁都“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万余名官兵调转枪口，宣布加入红军。
阳光透过天井，洒在脚下青石板上，也照亮了中国革命史上那光辉的一页。
“当时红军还很弱小，这次起义既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反动派，又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忱，对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宁都县博物馆副馆长曾晨英的声音在屋中回荡。
彼时，董振堂任国民党第26路军第73旅旅长。九一八事变后，目睹百姓流离失所的疾苦，他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日益倾向革命。
党组织的联络引导，红中社播发“一苏大”召开消息的声声感召，如明灯照亮了他的救国之路。董振堂毅然与赵博生、季振同等商议，决定在宁都宣布举行起义。
起义部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因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对共产党的赤胆忠心，经党中央批准，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1932年5月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
宁都县史志研究室原主任邱新民介绍，宁都起义使当时的中央红军兵力由3万余人猛增到5万余人，带来2万多件轻重武器、8部电台和40多名通信技术人员，极大壮大了革命力量。
梅江河畔，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西欧罗马式建筑的墙壁上，书写着一条条醒目的红色标语。走进宁都起义指挥部旧址，迎面便是毛泽东同志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脚踩木楼梯，嘎吱作响，当年的议事声犹在耳畔。
展陈的灰色墙砖上，“回北方 打日本”的字样清晰可辨，那是第26路军官兵深埋心底的呐喊。
从宁都县城出发，行至石城县赣江源镇的秋溪革命旧址群，这片承载着苏区革命传统的红色故土，见证了秋溪整编往事。
在红五军团改编旧址，墙上仍依稀可见“加紧学习军事政治”等字样。
“董振堂率部在此整编，‘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彻底与旧军队划清界限。”宁都县党史研究专家夏邦鑫介绍，为期两个月的秋溪整编，让红五军团完成了从旧军队到人民军队的蜕变。
正是这场整编，让“听党指挥”成为烙印在红五军团灵魂最深处的铁律，锻造出一支能攻善守的红军劲旅。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内，一把红五军团使用过的环首大刀引人驻足，刀身虽锈，却仍能想见当年寒光。
这把大刀，正是“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大刀”这一赫赫威名的生动见证。“五军团的大刀”即指红五军团敢于且善于用白刃战硬撼强敌。
瑞金市史志研究室编研股股长钟燕林介绍，1932年3月，红军久攻赣州不下反被敌人包围，董振堂手舞大刀率军冲进敌阵，身后数千把大刀白光闪闪，杀声震天，成功掩护攻城部队撤退。
一支部队的战斗力，往往彰显着军事指挥官的作风。而后董振堂等又率部参与了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战役，以及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战斗，无不展现出“敢于胜利”的战斗意志。
整编旧址不远处，四棵百年古樟树傲然挺立。当地人说，当年敌机侦察轰炸时，董振堂等将军常在树下为战士们开展军事政治文化教育。
如今，古樟树下已成为红色讲堂，不少游客带着孩子慕名而来，在枝叶婆娑间聆听革命故事，感受红色文化。
自1981年宁都起义50周年始，宁都每十年都会举办“宁都起义暨红五军团成立”纪念活动。
“我们编排了大型宁都采茶戏《宁都起义》，将革命故事与地方特色剧种相结合，向观众呈现了一场活灵活现的戏剧盛宴。”宁都县博物馆馆长郭跃峰介绍。
作为原中央苏区核心县，红色印记遍布宁都。当地坚持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相结合，着力拉长红色体验价值链，其中就包括擦亮“宁都起义”“红五军团诞生地”等核心品牌。
湘江鏖战急 铁流卫中枢
湘水泱泱，带着江南的温润气息奔腾北上。
站在广西兴安县界首渡口遗址，细雨如丝，打湿了岸边碑石，也浸湿了衣衫。镌刻其上的湘江祭文，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字里行间尽是对先烈的缅怀。
1934年10月，董振堂率部参加长征，红五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务，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赫赫战功，因此荣膺“铁流后卫”的光荣称号。
江风拂过，卷起层层涟漪，仿佛在低声诉说91年前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战。不远处的界首镇三官堂，是湘江战役指挥部旧址。
“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的红色横幅高悬梁上，与窗外雨声、江声交织，瞬间将参观者拉回那个生死攸关的时刻。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国民党中央军及湘粤桂军阀在湘江边布下“口袋阵”，妄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漓两水以东，而红五军团肩负起掩护主力抢渡湘江的“后卫”重任。
“让红五军团断后，是党中央的高度信任。”兴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负责人说，长征中，朱德总司令曾直言“老五断后，我放心”。
湘桂交界的蒋家岭村，草木葱茏。当年，董振堂与刘伯承在此向陈树湘等人传达中革军委命令：“坚决阻止尾随之敌，掩护主力红军抢渡湘江。”
为了这句沉甸甸的命令，红五军团34师将士几乎全部阵亡。师长陈树湘受伤被俘后，毅然从腹部伤口拉出肠子扯断，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牺牲时年仅29岁。
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里，32米长的英名廊曲形延展。花岗岩石墙上，2万多名红军烈士的英名密密麻麻，其中不少是红五军团的将士。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最壮烈的一战。”作为一名红军后人，“90后”胡雅馨从小就听爷爷讲湘江战役的故事，长大后如愿成为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讲解员。
“我要继续把这段历史讲给更多人听，让红色火种薪火相传。”她说。
馆内一幅《血战湘江》油画，让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碧绿江水，被鲜血浸染，战士们浴血冲锋的身影定格下那段悲壮的历史。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当地至今流传着一首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董振堂在湘江战役中，几天几夜未曾合眼，始终坚守前沿阵地指挥。以血肉之躯筑起坚固防线的红五军团，由1万余人战斗至不足5000人，为主力红军抢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
“没有红五军团这支‘铁流后卫’，红军长征或许会是另一种结局。”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周运良说。
“在军事战斗中，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甚至需要有些部队承担牺牲任务，才能换来全局的胜利。”知名党建问题专家辛鸣认为，历史一再证明，是不是对党忠诚，关键看行动，看“关键时刻能不能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能不能豁得出去”。
如今，桂林市深入挖掘革命历史，盘活红色文化资源。截至2025年8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设施“三园三馆”累计接待参观者超过2000万人次，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目前纪念馆展陈持续升级，深入挖掘董振堂及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历史贡献，可以让更多人知道那场决定性战斗的重要意义。”周运良说。
高原结同心 军民鱼水情
长征万里险，最忆夹金山。
川西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横亘在宝兴县和懋功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
当地歌谣称：“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
“长征中，红五军团是一支3次翻越夹金山的部队。”宝兴县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主任骆骋说，他们用行动彰显了“党让打到哪里，部队就打到哪里”的绝对忠诚。
记者一行翻越夹金山时，正值白雪皑皑的季节。
行至垭口一拐弯处，车辆反复打滑溜坡。天黑在即，在当地人帮助下，大家推车前进，因高寒缺氧，推几步就大口喘气，有人用力过猛直接人仰马翻。
遥想当年，天寒地冻、缺衣少粮，红军长征的艰辛可想而知。而红军将士大多是南方人，甚至没见过雪山。
行至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大、小金河在峡谷间呼啸奔腾，浪花不停拍打着岩石。
丹巴县革命烈士纪念园屹立河畔。英名墙上，汉族与藏族烈士的名字紧紧相依，如同当年并肩作战的军民，情谊跨越民族与时空。
踏入甲居藏寨，“铁流后卫”四个鲜红大字在藏式碉楼映衬下格外醒目。彩色经幡在风中飘动，将思绪牵引到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红五军团缩编为红五军，在此与藏族同胞结下深厚情谊，播下革命火种。
红五军在丹巴建立根据地，让这里成为红军宣传动员群众、筹集粮草的中转基地与后方。直到1936年7月，红军撤离丹巴北上。
山风凛冽，大金河边山路蜿蜒。记者来到甲居镇甲居二村，实地走访红五军政治部旧址——一座矗立在半山坡上的丹巴碉楼。屋内陈设简单朴素，再现了红军驻防场景。
“董振堂率部休整期间，不仅积极宣传党的政策，还帮藏族同胞修水渠、开垦荒地。”红五军政治部旧址讲解员王乾枫介绍。
丹巴县白呷依村党员木早布里说，彼时藏汉民族隔阂较深，再加上国民党造谣污蔑，红军用一件件实事，赢得了藏族同胞信任。
在董振堂与红五军的帮助下，1935年10月，中共丹巴县委和丹巴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
丹巴藏民独立师也随之组建，这是红军在丹巴帮助建立的第一支藏族红军武装，涌现出马骏、刘志海等一批对党忠诚、献身革命的英雄。
走进丹巴县顶果山雍忠佐钦岭寺，彩色经幡在风中猎猎作响，一旁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高耸。这座古老寺庙历史悠久，正前方的山坡上就有红军战斗遗址。
当年的活佛拥中降参，将寺庙储藏的8000多斤粮食全部捐给红军。藏区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生死与共、患难相依。
“红五军37团曾以顶果山寺为根据地，驻防8个月，经历十余场战斗。”第39世活佛丹贝降参继承前世活佛对红军的深情厚谊，30多年来，他坚持寻找红军战斗遗物，过程漫长而艰辛。
丹巴县委党研室主任周晓蓉说，藏族同胞把红军当亲人，送粮食、当向导，节衣缩食与红军共患难。据统计，当时有2000余名藏族青年参军，民众筹集粮食100万公斤、牲畜万头支援前线。
顶果山雍忠佐钦岭寺内，建有红军格勒得沙战斗遗迹陈列馆，2000余件文物排列有序，静静讲述着当年藏汉军民同心革命的故事。
“董振堂的红军部队是为老百姓谋福祉的，这份情谊我们永远铭记。”丹贝降参说，他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展示好，让后人永远记住那段历史和董振堂将军。
眼下，这些历史遗迹已成为当地红色文旅融合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丹巴县将红五军政治部旧址、独立师旧址与古碉楼群整合开发“红旅+藏寨”线路，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
夕阳余晖下，崭新的藏式民居错落有致，缤纷彩绘融进远方蓝天白云，藏乡变化翻天覆地。
前不久，丹巴县军地联合组织红色文物与英烈保护工作专题研讨座谈会，计划进一步完善保护管理体系，发展红色旅游，让红色资源“活”起来、“火”起来。
高台洒热血 舍身践誓言
沿着长征路北上，行至甘肃会宁红军会师旧址。
会师塔高耸于万里晴空下，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壮阔场景浮现眼前。
“三大主力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但那时国民党的追击一直没停，局势非常紧迫。”会宁红军会师旧址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主任委员杜永胜说，国民党妄图将在会宁会师的红军一举歼灭，派出5个军围堵红军主力。
在会宁县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展柜陈列的一把小军号见证了大墩梁阻击战的惨烈场景。馆长李俊丰介绍说，它的主人是当时年仅17岁的红五军39团司号员李克玉。
大墩梁红军烈士纪念碑矗立在会宁红军烈士陵园内，是为纪念会宁会师期间奉命阻击而血染大墩梁的红五军革命烈士们而建。
当时红五军全军不足5000人，在董振堂指挥下于华家岭一带顽强阻击国民党军9个团。在大墩梁战斗中，包括副军长罗南辉在内的887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为红军主力会师及战略转移赢得宝贵时间。
会宁会师后，红五军被编入西路军，参加西征作战。1937年1月，董振堂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部攻占高台县城。
北面戈壁沙漠，南望祁连山脉，高台县坐扼河西走廊咽喉。
“宁都豪气千秋在，高台雄风万古传。”在前身为高台烈士陵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董振堂纪念亭的这副楹联让人肃然起敬。
展柜中，一只军绿色帆布书箱静静陈列。它一直跟随主人董振堂，走过学校课堂、起义会场、湘江渡口，最终停留在高台城，承载着一个革命者忠诚于党的崇高信仰。
灯光昏暗，在董振堂的头颅照片前，许多参观者不觉放慢脚步，驻足良久。
“1937年1月20日，42岁的董振堂率红五军战士坚守阵地9天8夜后，和全军3000多名将士壮烈牺牲……”高台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丽霞讲述时，带着难以抑制的沉痛。
高台县城小墙低，易攻难守。面对六七倍于己的敌人，董振堂坚决执行命令，率余部死战不退。
眼见洪水一般的敌军涌进城来，董振堂指挥部队坚守城墙、街巷，与敌人浴血苦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大刀、梭镖、石块。戎马半生的董振堂一直战斗到生命尽头，不愿被俘的他，选择将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看着一张张西路军将士遭受残酷暴行的黑白照片，令人不禁眼含热泪。“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烈士牺牲换来的”这句话从未如此具象化。
董振堂牺牲后，残暴的敌军砍下他的头颅，悬于高台城楼。新中国成立后，虽经多方寻找，头颅至今仍下落不明。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噩耗传到延安，广大红军将士无不为之悲痛，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同志深情评价他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早在1935年，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也曾称赞“宁都起义的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坚决革命的同志”。
记者一路寻访座谈，“悲壮”和“忠诚”是人们评价董振堂时提及频率最高的两个词。
“董振堂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用生命诠释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他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穿越时空依旧震撼人心。”王丽霞说。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烈士纪念碑前，鲜花怒放，众人鞠躬缅怀，每年都有大批群众、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前来祭扫。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馆长张龙说，纪念馆设施和服务不断提升，着力建设红色文化高地，年接待游客超百万人次，数字技术云端展出使得线上年参观量突破160万。
近年来，甘肃高台干部学院围绕“讲好西路军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打造党性教育主阵地。报告厅里，“红槐铸魂”情景教学、“父辈的西征战”访谈教学等特色课程发人深省。有学员在笔记中写道：“西路军在绝境中坚守的，不仅是阵地，更是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各地受访者普遍认为，董振堂事迹至今仍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包括“听党指挥”的绝对忠诚、“敢于胜利”的战斗意志、“服从大局”的牺牲精神和“人民至上”的为民情怀。
董振堂事迹陈列馆内，一份泛黄的《宁暴经过》手稿尤为珍贵，董振堂亲笔写下：“看清楚了国民党欺骗、压迫、剥削，认清楚了唯有共产党终能为工农劳苦群众谋解放到底。”字里行间，是他从迷茫到觉醒、从彷徨到坚定的信仰转变。
“从宁都起义到血染高台，董振堂一直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军事作战命令，出生入死，身经百战。”曾晨英说，董振堂精神中最打动人的就是对信仰的无比坚定。
从冀南平原到赣鄱大地，从湘江之畔到川西藏寨，最终抵达祁连山脚下……辗转于五地的红色印记，我们看到“坚决革命的同志”这七字评价所彰显的初心与信仰，早已超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精神坐标。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当历史的回响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这份熔铸于战火硝烟的忠诚与担当，终将化作新时代长征路上的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