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务实首先体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上，他从不喜欢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他的语言简洁精辟，善于抓住问题核心，一语中的，却传达着耐人寻味的深邃思想。
毛毛（邓榕）在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时，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三个字：“跟着走。”当孩子们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吃苦。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北京，毛泽东第一次见他，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还是只用两个字回答：“等待。”
邓小平曾多次说过：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在1985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他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多干实事”成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运用于领导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也体现了邓小平领导艺术中务实的一面。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百废待举，他认为在认识上必须首先求真务实，承认落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注和支持下，改革开放后我国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为营造一个求真务实、注重实效的政治氛围，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邓小平正是用他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领导实践和政治智慧，带领中国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设，使中国走向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新时代。
20世纪后十年，中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不抓住时机，加速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中国就无从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要发展，就要靠实干。对内如此，对外亦如此。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文中谈到对国际局势的态度时所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摘编自2024年8月19日《天津日报》 陈建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