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图书馆一角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军事学府。从1936年6月创建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抗大”累计培养10多万名军事和政治干部，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革命熔炉”。作为“革命熔炉”中的思想阵地，“抗大”图书馆肩负传播革命真理、赓续革命火种的重任，将艰苦奋斗、抗日救国的信念烙印于每一位学员的心中，为民族解放事业注入了强大精神力量。
“救亡室”与“流动图书馆”
“抗大”是在政治环境和生活条件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初创时资源匮乏、生活艰苦、条件恶劣，办学过程中时常面临经费不足、教员不足、教材不足的困境。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抗大”访问，他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描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抗大”成立初期也没有正式的图书馆，只是延续中央苏区时的经验，在各大队开辟了“列宁室”。全面抗战爆发后，“列宁室”一般都改称“救亡室”。它以俱乐部的形式组织战士和革命群众有计划地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经常开展文艺演出、故事会、演讲比赛等活动，并设有识字班、图书室，屋内张贴领袖像、海报和宣传品等。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不久，全校掀起了建校热潮，各队都建立了“救亡室”，室内放置书报供人阅读。“救亡室”经常开展“读书会”活动。“读书会”通常以三或四人组成一个小组，由一名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担任组长，围绕近期需要学习和研究的问题，带领大家阅读讨论。“救亡室”在学员学习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可。1937年12月，毛泽东曾写信庆祝“抗大”九队成立“救亡室”，勉励他们认真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方法，救亡图存。
“救亡室”的图书报刊较为匮乏，部分学员自发组织成立了“流动图书馆”。学员们将个人图书集中起来，进行统一管理，图书既可以在本队内传看，也可与外大队集体交换阅读，有效地促进了图书流通，加强了学员之间的学习交流。1938年6月，罗瑞卿在为纪念“抗大”两周年而写的《“抗大”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专门称赞这种做法，它通过“把学生私人备有的书集合起来，经过合理的分配与调剂，使能找得的参考书籍能够普及到一切需要研读的学员”。其中，最受欢迎的军事学及社会科学类读物，经常“传来传去，总是看得又脏又烂”。“抗大”及其各分校创造的“流动图书馆”是人民军队院校史上最早成立的图书馆，为日后军队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大”总校与分校图书馆的建设
“抗大”第三期以后，办学规模逐步扩大。经过多方努力，学校建立了专门的图书馆。“抗大”图书馆设在两孔宽敞的西式窑洞里，墙上挂有毛泽东和孙中山的大幅肖像，下方贴有地图。窑洞内沿墙和中间摆放多个四处搜集而来的书架，书架上摆满图书、杂志，书架顶部和阅览桌上有按照年月集中捆在一起的报纸。图书馆的藏书既有大后方寄赠或订购征集来的，也有学校师生员工捐献、向社会募捐收集的。到1939年底，“抗大”图书馆的馆藏已有2万多册。
“抗大”图书馆的所有图书、期刊均编有卡片目录，由专门的目录柜收纳，图书扉页盖有“抗大图书馆”的馆藏章。图书馆的报刊库和阅览室设置在一起，窑洞中间放有阅览桌、条凳和小方凳，供教员和学员到馆内阅读资料，但馆内空间有限，大部分学员阅读的报纸仍由各大队和支队统一分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既负责图书借阅管理工作，又进行资料的收集编辑工作，特别是制作专题资料集。工作人员将报纸和内部材料中的专题资料剪切下来，按国际问题、时事问题、文化知识等分类整理成册，供大家学习参考，很受欢迎。
除“抗大”总校外，“抗大”各分校的图书馆也在积极发展。如“抗大一分校”在学校组建时即建立了图书馆，图书由组建单位的宣教部门负责提供。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将图书打包，驮在牲口背上行军。向山东转移途中，图书数量不断增加，牲口驮运能力渐显不足，于是发动师生每人分担几本。最终，约有一半的图书是由全校师生亲手带到山东的。“抗大”各分校经常面临行军转移频繁的情况，为使图书既方便借阅，又能快速收拢转移，学校和图书馆的同志共同研究设计了一种活动书柜，平时展开是书架，行动时合起来即成书箱。书箱与驮架配套衔接，在行进中即可取书放书，轻便易行、灵活自如，这也被亲切地称为“马背上的图书馆”。
“抗大”图书馆还为教学提供了充足的服务，教员和学员经常在馆内阅览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如在“抗大二分校”的图书馆，《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论持久战》等书籍由于存书少、借阅频繁，虽经多次裱糊，字迹斑驳模糊，但仍然是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大家争相借阅。烽火中的图书来之不易，购书有时也要辗转数月，通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千里。一旦半路遇袭，即悉数焚毁。尽管条件艰苦、资源匮乏，“抗大”图书馆仍坚持克服种种困难，了解学员需求，积极购买根据地和大后方的图书，为学员提供精神食粮。
“抗大”图书馆在敌后作战期间的发展
1940年春，为适应敌后作战需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将“抗大”迁到敌后地区就近培养军政干部。“抗大”东渡黄河后，随即转移到河北邢台县浆水镇继续办学。转移期间，为轻装上阵，图书馆工作人员从原有藏书中，精心挑选出2万多本军事、政治及文化科学图书，人背畜驮，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战斗部队的掩护下胜利随校东迁。
这时的图书馆设在当地群众一个院子中，东、西两间大房分别作阅览室和出纳室。工作人员选出20箱约1000册重要参考书籍放在阅览室里供大家阅读，其他大部分图书则被装进木箱运往离镇50多里的大西沟村。这些图书被分为军事、政治、文化科学三大类，军事类分为正规战、游击战和武器教材等；政治类分为革命领袖著作、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军队政治工作等；文化科学类分为文学、小说、历史、地理以及其他书籍等。工作人员做好图书目录后，便将图书放进木箱，木箱上标注图书的起止号，送往距大西沟村10多里路高山上的崖洞。读者需要借书时，先到图书馆查看图书目录，在预借图书登记本上登记，再由工作人员上山取书。山路崎岖险峻、曲折难行，工作人员每周步行往返两次，每次需时三天。
“抗大”图书馆的工作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极大支持。村里熟悉地形的老人带着图书馆工作人员上山寻找可供藏书的山洞；山上放牧的孩子也会主动监视是否有人进山洞破坏；当发现山洪冲进山洞，有可能会损坏图书时，还会马上派人提醒图书馆工作人员及时检查。敌后作战期间，“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时刻以战斗姿态开展图书馆建设。在艰苦条件下，为有效传播马列主义、培养教育党的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大”因抗战而创建。在这所独一无二的“窑洞大学”，图书馆也深刻践行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滋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人才。烽火硝烟虽已远去，但当前更应继承和发扬“抗大”图书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让革命熔炉的火焰代代相传。
（作者单位：中宣部《党建》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