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传来，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敏锐地意识到日美即将开战，燕京大学再也无法为北平的知识分子和外籍人士提供庇护。他当机立断带着妻子和同事，沿西山秘密交通线，奔赴抗日根据地，后来这条路线被称为“林迈可小道”。
北平沦陷后，林迈可曾经三次深入根据地，为八路军运送药品、改装无线电设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通过这条小道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和延安，为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作出巨大贡献。“林迈可小道”不仅是连接沦陷区与根据地的生命线，还记录着国际友人与中国人民在抗日烽火中淬炼出的深厚友谊。
1942年，林迈可在晋察冀军区担任无线电通信顾问。
逃出燕京大学
1941年12月8日清晨，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起得很早。她一边安排厨师准备早餐，一边习惯性地打开收音机，收听从上海发出的英国广播电台的早间新闻。奇怪的是，无论李效黎怎么转动收音机旋钮，都收不到广播。是不是收音机坏了？李效黎警觉地叫醒丈夫，让他试一试。
林迈可扭了几下旋钮，收音机发出一种李效黎听不懂的语言。听了片刻，林迈可说：“糟糕，我们可能出不去了。日本兵有可能已经包围了燕京大学。”
原来，他们刚刚收听到的是德国广播电台的新闻。1941年12月7日清晨7时55分，即北京时间12月8日凌晨1时55分，日本战机偷袭了位于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海军舰队基地珍珠港。
日本偷袭珍珠港，给二战以来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当头一棒。面对德国、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开动起来的战争机器，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像之前那样隔岸观火了。当林迈可从广播里听到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时，立即意识到“日本和美国已处于战争状态”。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密令北大、清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师生，从速离开沦陷区，前往西南、西北大后方组成临时大学。由于燕京大学有基督教背景，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从此，燕大成为沦陷区青年学生免受奴化教育的一座孤岛。但随着国际战事的变幻，越来越多的燕大师生意识到，这座孤岛坚持不了太久，日美两国终将在太平洋上发生对决。日美一旦开战，生活在同盟国保护伞下的燕京大学和外国侨民，将面临侵华日军的直接威胁。
听到新闻后，林迈可立即将准备好的手枪放进口袋，对妻子说，自己去开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同时接其他想走的人，并嘱咐妻子赶紧收拾东西，十五分钟内离开燕京大学。
对于“日美开战”，林迈可并不感到意外。六天之前，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外籍教师已经开了个小会，讨论一旦开战，谁愿意通过西山逃到晋察冀边区去。
林迈可记得，生物学系的鲍茵小姐表示，她曾经去过北平周边的农村，那里的冬天冷得连茶壶里的水都要冻冰。外籍教师们普遍认为，一旦开战，美国会在几个月内打败日本，他们宁愿短时间接受拘留，也不愿意大冬天跑到农村去受罪。
事实证明，他们过于乐观了，后来同盟军足足用了三年多时间才打败日本。在此期间，居住在北平的外国侨民都被关进位于山东的潍县集中营，有些人甚至命丧于此。
参加这次会议的物理系教师班威廉记得，当时只有15名外籍教师表示愿意逃走。他们估计日本会在近期进攻泰国，从战火燃起到正式宣战，大概会有四个小时的窗口期，大家可以利用这个空当逃走。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去西山野餐。
然而，12月8日一觉醒来，日美已经开战，设想中的窗口期并不存在，一切发展得太快，快到无法用理性思考。当林迈可开着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去接想走的同事时，只接到了班威廉夫妇——其他人，包括司徒雷登在内，都滞留在北平。
林迈可开着车，载着李效黎和班威廉夫妇，径直驶向燕大东门。李效黎记得，车驶到东门附近，她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姐夫，可事发紧急，来不及停下来告别，他们便冲出了校门。后来，有朋友告诉他们，他们离开后仅仅十分钟，日本宪兵就搜查了他们的房间。
20世纪30年代，林迈可（前排左二）、李效黎与燕大师生的合影。
三探根据地
与一般居住在北平的外国侨民相比，林迈可对日寇的警惕性要高得多，因为在此之前，他曾经三次探访抗日根据地，切身感受到日军的残暴和战争的残酷性。
1938年初，刚刚到燕京大学任教不久的林迈可，从报纸上读到了美联社驻平记者霍尔多·汉森有关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报道。游击队在冀中坚持抗日的事迹，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决定和三名年轻的外籍教师一起，利用复活节假期，穿过日本占领区，去根据地一探究竟。
林迈可和同事背着新买的照相机，推着自行车，登上了前往保定的火车。那时候，日本人并不怎么限制外国人的出行，他们可以很轻松地穿越日本占领区，到中国人管辖的区域。
林迈可和同事从保定下了火车，又骑了几里地自行车，穿过最后一个日本人的岗哨亭，顺利抵达了中国人的岗哨亭。
当时八路军认为，外国访问者是最好的对外宣传途径，因此对林迈可一行非常欢迎。负责接待他们的同志，不仅带他们参加了抗日集会，观摩了新招募的部队操练，当地百姓还为他们专门制作了西式早餐——煎鸡蛋、烤馒头和啤酒。
根据地军民高涨的抗日热情，深深触动着林迈可。1938年暑假，他与同事戴德华又一次前往根据地，这次他们走得更远，抵达了位于任丘的吕正操将军司令部。在这里，林迈可二人又一次受到高规格的接待，部队甚至护送他们穿越平汉铁路，来到设在山西省五台山的晋察冀边区。
一路上，林迈可用照相机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照片。有连绵起伏的太行山，有汹涌流动的拒马河，有根据地百姓善意的笑容，也有根据地战士英姿飒爽的操练……眼前的一幕幕与气氛压抑、窒息的北平形成了鲜明对比。林迈可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绝不屈服的决心。
这次五台山之行，给林迈可带来的最大惊喜是与白求恩的重逢。
1937年12月，刚刚结束在英国南威尔士第二工业调查所工作的林迈可，接受聘请，到燕京大学任教。在开往北平的船上，林迈可认识了一位加拿大朋友，他就是日后在中国享有盛誉的白求恩医生。
1937年7月，宋庆龄在香港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保盟），向全世界介绍中国抗战情况，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人道援助。白求恩了解到中国抗战情况后，立即向国际援华委员会提出组建医疗队到中国服务的想法。不久，他带领“加美医疗队”奔赴中国，在船上与林迈可不期而遇。
林迈可说，二人分别时没想到会再次见面。而此时，在五台山，白求恩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一名随军医生。当时，林迈可和同事戴德华都得了痢疾，白求恩医生治好了他俩的病。戴德华急着回北平，林迈可便一个人留下与白求恩度过了珍贵的一周。
白求恩的医院设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子里，伤员们躺在土炕上。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白求恩医生是一位热心而又相当朴实天真的共产党人。”他对病人有着超乎寻常的爱，无法忍受任何使病人遭受不必要痛苦的行为。有一次，几名伤员被送到医院几个小时后，工作人员才通知白求恩。白求恩大发雷霆，足足骂了那名工作人员十分钟。
由于交通条件限制，当时许多伤员要躺在担架上，奔波一个星期，才能到白求恩的医院。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创口已经感染化脓。每当看到这一情形，白求恩的心情都非常沉重。
有感于白求恩深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根据地军民不屈的抗日决心，第二次从根据地探访回来，林迈可开始参与到抗日游击队的地下工作中。
1939年夏天，林迈可与燕大数学系教授拉尔夫·拉普伍德、燕大学生赵明、燕大职工肖田，又一次踏上了前往晋察冀边区的探访之路。
这次他们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坐火车，而是选择穿过西山前往根据地。温泉是从西山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路，这里一直设有日本兵的岗哨。林迈可记得，他们装作是去野餐的游客，日本哨兵见他是外国人，一晃手就放了行。
第三次根据地之行，林迈可比前两次走得更远。他们最初计划探访延安，但由于军事形势瞬息万变，当走到河北、山西交界处时，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有的计划，转而加入一支横跨石太铁路的游击队，前往位于晋南的八路军总司令部。
令林迈可等人感到惊喜的是，他们竟然在八路军总司令部见到了朱德将军。朱德平易近人的态度征服了林迈可和肖田等人。肖田对林迈可说，他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交谈，多少会有些不自在，但与朱德将军谈话完全没有约束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旅途中，林迈可又一次见到了白求恩医生。时隔一年，白求恩的汉语水平仍没有什么提高。他见到林迈可，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表示自己太想吃西餐了，太想有一位说英文的伙伴了。林迈可邀请白求恩来北平，住到他家，西餐和住宿完全没问题。遗憾的是，分别几个月后，白求恩就因在手术中感染了败血症而牺牲。
第三次造访根据地，林迈可一行从晋察冀边区，经晋东南，跨过黄河渡口，乘坐陇海铁路去西安，然后从西安乘飞机到重庆，再飞到香港乘船，经过上海、天津，才辗转回到北平。当他回到燕京大学时，新学期开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学校的同事和他父亲甚至以为他被日本人杀了。
经过三次与根据地军民的近距离接触，林迈可深深地被中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感动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人不怎么限制北平外国侨民的生活。外国人通过北平城门口，也不会被搜身，于是，林迈可经常利用这个便利条件，为游击队买药。
李效黎回忆，一天晚上，林迈可给她打电话说急需她的帮助。当她来到林迈可书房时，发现地板上堆满了一盒盒、一瓶瓶的药物。林迈可让她把商行的商标撕掉，再用中文写上药物名称。李效黎不敢多问，她从林迈可严肃的表情中体会到，此事关系重大。
忙活了好几个小时，二人终于把所有药物装进硬皮纸盒里。林迈可把纸盒搬进柜子，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李效黎才知道，这些药品是为山区的八路军游击队准备的。林迈可考虑，万一药品被日本人截获，看到药瓶上的标签，难免会连累卖药的药房，因此他才请李效黎帮忙撕掉标签。
那时，李效黎才知道林迈可在暗中帮助八路军。他们的情愫在共同斗争中暗暗生长，不久二人就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
李效黎回忆，结婚前后，林迈可正忙着帮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安装收音机。他虽然是一名经济学讲师，但对无线电很有研究。几次探访根据地，林迈可发现游击队的通讯器材陈旧不堪，回到北平后便开始帮助他们购买通讯器材和安装收音机。
“7月的天气很热。迈可骑着自行车来回奔走于物理系实验室和校长住宅之间。他的书房本来不大，加上那么多的书和收音机零件显得更小了。焊接工作几乎一直没有停过，房子里就更热了。我用毛巾替他擦去脸上的汗，拿水给他喝。我还买来迈可爱吃的李子，剥好了喂他，以节省他的时间。焊接工作需要帮手时，我就充当他的第三只手。”李效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新婚燕尔，他们既没有出门度蜜月，也没有采买家具、置办新居，因为林迈可实在太忙了，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各种收音机零部件，所有休息时间几乎都在组装收音机。
有几次李效黎的父亲不禁问：“迈可怎么老关在房间里？”为了保守秘密，李效黎只好推说，他研究学问需要安静，不愿被人打扰。
李效黎问林迈可，为什么只帮助共产党做事？“林迈可说，在北平只有共产党的军队在和日军作战，所以他只能和他们联系。”
“林迈可小道”
林迈可夫妇与班威廉夫妇从燕京大学逃进西山的过程，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好莱坞大片。
他们开车冲出燕大东门，沿着学校的北墙奔驰。“车子开得飞快，一路颠簸，车内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大家的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
突然，一名警察拦下他们的车，几人的心提到嗓子眼。还好，警察只是让他们给一辆日本军用卡车让路。卡车驶过，林迈可继续猛踩油门往青龙桥方向开去。
经常去西山联络游击队的林迈可知道，青龙桥镇上有常驻的日本兵，任务就是检查来往车辆，防止有人给游击区送物资。于是，他从一条小路绕过岗哨，往西山开去。谁知道，山脚下有一队日本炮兵在练射击，黑洞洞的野战炮口对着公路。几人的心一下子沉下去，心想只要一颗炮弹，他们就得车毁人亡。此时，揣在林迈可兜里的小手枪显得那样无能。幸运的是日本兵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汽车，林迈可慢慢地开过岗哨，往黑龙潭方向开去。
几分钟以后，一行人来到黑龙潭庙门口。按照联络员余大卫的安排，林迈可等人将在这里与“七号”接头，由“七号”送他们去找八路军。可事出仓促，他们并没有在黑龙潭庙门口找到“七号”。日本兵近在咫尺，如果不赶紧决定何去何从，几人恐有生命之忧。
这时，几个挑着担子的农民从林迈可等人身边经过，李效黎灵机一动问他们，能不能帮他们把行李挑到北安河去？农民疑惑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开车去？李效黎只好说：今天天气不错，外国人想进山散散步。
农民们虽然觉得这几个外国人有些可疑，但是看在他们多出钱的份儿上，还是帮他们把汽车上的东西全搬了下来。不得不说，林迈可等人带的行李实在太多了——两包食品、两个背包、装收音机零件的绿箱子，还有班威廉夫妇的铺盖卷，这装备绝对不像是去露营的。
几个农民看着这么一大堆行李，心中含糊，隐约感觉这几个外国人有些可疑。走到半路，几名挑夫就“撂挑子”了，说自己没带身份证，再往前走警察可能会找他们麻烦。无奈之下，林迈可一行人只好又找了两名新挑夫帮他们挑行李。
没跟游击队的联络员接上头，林迈可决定去位于北安河附近的法国医生贝熙业的小别墅碰碰运气。
贝熙业民国初年便来到北京，曾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医官。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挺身而出，代表外国驻京医官致函中国红十字会，愿意为红十字会服务，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
贝熙业在北安河有一座小别墅，人称贝家花园，他经常往返于城里和贝家花园。由于贝熙业是法国人，日本兵很少检查他的行李，因此游击队经常托贝熙业往山里带药品。久而久之，贝家花园成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北平城的一处秘密交通联络站。走投无路时，林迈可等人决定去贝家花园碰碰运气。
下午三点多，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贝家花园。贝熙业的管家以为林迈可等人是贝大夫的朋友，于是热情地款待了他们。不过，他告诉几人，贝大夫已经三个多月没来贝家花园了。四人用英语商量一番后，决定对管家和盘托出，说他们要去找游击队，请管家协助。管家非常害怕，建议他们往西北方向走，没准能遇到游击队。
一行人只好又往关儿岭方向走，在那里他们又碰到一个法国人的小别墅，同样只有管家看门。不过，这位管家胆子比较大，得知几人来意以后立刻帮他们联系了村长。
村长是一名精干的老人，表面为伪军做事，实际上为游击队服务。当他听说，美国和日本打起来了，非常高兴，感觉不久就能把日本人打败。
老村长带着林迈可一行人，沿阳台山麓经环谷园、管家岭，钻入更深的山林，最终来到龙泉寺。老村长表示，“日本人晚上绝不敢到山这边来”。
就这样，林迈可等人在老乡家里度过了离开燕京大学的第一夜。后来，林迈可等人走的这条从温泉、北安河、管家岭、车耳营、凤凰岭，至平西抗日根据地的隐秘小路，被命名为“林迈可小道”。
其实，这条路只是北平抗日秘密交通线的一个缩影。北平沦陷后，平津地下党组织为了与抗日根据地取得联系，一共开辟了四条秘密交通线，分别是北平—妙峰山—田家庄、北平—镇边城、天津—北平—松林店—张坊—平西、北平—三家店—平西。“林迈可小道”就是第一条交通线。
经过一天的等待，林迈可等人终于见到了前来接应他们的人。当见到此人时，他们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来人是老熟人肖芳。肖芳是燕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前文提到的与林迈可结伴探访根据地的肖田是他的哥哥。
1940年前后，肖田、肖芳两兄弟负责根据地与林迈可的联络。多年后，肖田回忆，他们俩与林迈可的分工是，林迈可设计线路，肖田负责焊接，木工老杨负责制作，班威廉委托物理系机务车间的刘师傅焊接。
工作本来进行得十分顺利，突然有一天负责跟肖芳联系的地下党苏宇，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得知苏宇被捕的消息后，肖芳在事先约定好的联络点——燕大一号脏水井留了一张字条：“我回家了，这里的工作你看形势办，小苏有事了！”
苏宇被捕，肖芳失踪。当天晚上，肖田、林迈可等人就将组装好的发报器材，藏进地下室和三号脏水井中。几人刚刚藏好器材，日本宪兵就开始大搜查，而且发出通缉令，悬赏捉拿肖芳。此时，肖芳已经通过“林迈可小道”撤到西山，开始了新的工作。
时隔一年，林迈可与肖芳在西山重聚，“简直高兴得不可言状”，心想可算是联系上游击队了。
1939年，聂荣臻（左一）、林迈可（左二）和白求恩（左三）在交谈。
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
当天晚上，肖芳带领林迈可一行踏上寻找游击队的山路。妙峰山上有日本驻军，因此他们只能绕道前行。多年以后，李效黎仍记得在西山回望北平的一瞬：“这一段路真长，途中我们不时回头看望远处北平城里闪烁的灯光。”
天快亮时，他们终于走到了山中唯一一间小农舍。此时，有30多名游击队员正在屋里睡觉。这是林迈可等人见到的第一支八路军游击队。
由于附近有日军碉堡，因此一行人只能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对于常年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晚上走山路是个不小的挑战。虽然他们带着手电筒，但怕被日军发现，根本不敢用，只能摸黑爬山。李效黎发现，上山还容易一些，下山则一失足就可能掉下悬崖。
走了两天山路，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村子。令他们吃惊的是，这里的村民不像一般的山民那么闭塞，他们会向几人询问世界局势，什么希特勒、苏联，他们都知道。后来，林迈可发现，村里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正是他前年夏天送到游击队的。
林迈可几人高兴极了，立刻拉出天线，打开收音机。没想到，收音机里竟传出英国BBC电台的广播。静静地听了一个下午广播，他们得知日本、德国、意大利已经向美国宣战，战火正在太平洋的岛屿上蔓延，香港已经沦陷了。
北京史地民俗研究者常华告诉记者，林迈可一行人最后落脚的这个小村庄是位于门头沟东北部的淤白村。淤白村的主街被分为两部分：上街叫白瀑岭，下街叫淤泥坑，电台便设在淤泥坑。
常华曾经实地探访过肖芳带林迈可一行出逃的这条路。他们从龙泉寺西上山，翻过位于海淀区与门头沟区交界的小黑山，进入深山区，经妙峰山主峰东北侧的活山涧，最后落脚在淤白村。据村里的一位姓张的老乡讲，他母亲曾接待过几个外国人，由地下党交通员带领，他母亲帮他们洗过衣服，还做过一顿窝头和疙瘩汤。
从淤白村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需要穿越日军的封锁线。肖芳把他们安顿在一户康姓人家中，独自返回北平寻找帮手。后来，林迈可和班威廉都提到，他们在康家过圣诞节的往事。他们不知道康家主人康纪元，还有另一个身份——妙峰山情报交通站第一任站长。
康纪元是淤白村少有的知识分子。七七事变爆发后，康纪元带着自家购买的枪，加入游击队。1941年，晋察冀中央分局社会部决定建立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康纪元被任命为平西妙峰山情报站第一任站长。康纪元将情报站中枢设在淤白村，这里既是进入平西根据地的迎客站，也是离开平西根据地的送行站，很多重要客人都曾经住在“康家茅屋”。
在康家茅屋住了几天后，肖芳带领一支游击队回到淤白村。肖芳说，他已经通过电报联系上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员萧克将军，萧克将军说，这里离日本人太近，一旦日本人派出大批力量来搜捕他们，当地游击队可能抵挡不住。因此，萧克将军派出一支部队，保护林迈可等人穿越封锁线。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林迈可一行在战士们的护送下出发了。时隔多年，李效黎仍记得一路上的艰辛：“爬过一座高山，穿过一条狭长的峡谷。这天刺骨的西北风劲吹，迈可的胡须上全是冰珠。”直到傍晚才抵达永定河边。
为了防止有人投奔根据地，日军将村里的船只都搜走了。村里农民用装谷子的簸箩当船，铁锹当桨，把一行人送过了永定河。
经过几天的艰难跋涉，林迈可一行人终于抵达平西抗日根据地、萧克将军的司令部。
平西抗日根据地位于北平以西，地跨昌平、宛平、门头沟、涿州、怀来、宣化等县，北靠平绥铁路，东临平汉铁路，南至易水，西达小五台山的广大地区。这里既是晋察冀军区东北方面屏障，又是八路军挺进平北、冀东的后方基地。
常华告诉记者，萧克将军的司令部在小峰口村。小峰口村位于今天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庄依山而建，村后为层峦叠嶂的大山，一条小河从村中穿过，地理环境甚佳。现在仍能在村中找到萧克将军的司令部旧址，当年萧克将军就是在这里接待了林迈可夫妇和班威廉夫妇。
在平西抗日根据地，林迈可还遇到一名老熟人——王友。在燕大工作时，林迈可经常骑着摩托车来往于燕大与北平城之间，利用外国人的身份为游击队运送药品和无线电零件。有一次，肖田问他，能不能帮一名没有通行证的八路军联络员进入北平？林迈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因为他常常骑车带学生进城。不久，一个个子高高、脸宽宽，看起来很机灵，还有点书生气的年轻人出现在林迈可面前，他就是王友。
林迈可骑着摩托车，带着王友直奔西直门。到西直门哨卡时，他不等日本兵询问，一脚油门开进了城，直接把王友送到了新街口菠萝仓胡同地下工作者黄浩家。多年以后，肖田的儿子在回忆文章中透露，王友的真实身份是晋察冀社会部平西情报交通站站长钟子云。他那次进入北平城是为了除掉几名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
钟子云的锄奸活动，在北平起到极大震慑作用，既保护了北平地下党的安全，又警告了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这次锄奸行动进行得如此顺利，林迈可可谓头功一件，不过直到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再次见到“王友”，他对此仍茫然不知。
林迈可组装的无线电设备。
挺进晋察冀
过了春节，林迈可一行人在八路军的护送下离开平西，前往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将军的总部。林迈可夫妇下一步的打算是从晋察冀设法去延安，再转到重庆，看有没有可能取道印度回英国。可到晋察冀根据地不久，林迈可发现这里有更需要他完成的工作。
聂荣臻早就听说林迈可是一名无线电专家。一天，他将林迈可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他愿不愿意留下帮助根据地重建电台，并训练一批电台工作人员。
“我同意留下来工作，这里很缺乏技术人员。当然，我们不论到重庆、印度或英国，都是为了抗战，我想在这里可以更好地为抗日战争出力。你看怎么样？”
多年以后，李效黎仍然记得丈夫支支吾吾征求她意见的模样。晋察冀军区条件艰苦，李效黎又刚刚怀孕，林迈可担心她不同意留下。可在李效黎看来，自己更应该留下为抗日出一分力。“因为这是我的祖国，我真的很高兴你能这么做。”此时，她想起林迈可在北平时曾经许下的诺言，“只要英国和日本宣战，我就会去帮助中国游击队。”他说到做到。
就这样，林迈可夫妇没有跟外国侨民大部队转移到重庆，而是留在了条件艰苦的晋察冀军区。为了表示决心，他们俩拍了一张穿着八路军军装的合影，托朋友寄给林迈可在英国的老父亲。照片中，夫妇二人神采奕奕，不仔细看甚至看不出林迈可是个外国人。
晋察冀根据地没有教材，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也不够扎实，因此林迈可在给技术人员上无线电工程课时，不得不从最基础的电学第一定律教起。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微积分这些常见的大学基础课，也成为无线电研究组的授课内容。
许多专业术语都是英文，为了提高效率，李效黎担任起英语老师。一切看似都要从零开始，可是在战火纷飞的前线，教授这些基础课真的有用吗？
面对林迈可的犹疑，聂荣臻将军宽慰他说，八路军不仅仅是一支战斗队伍，更是一支人民的队伍。为了战后新中国的建设，有必要也有责任培养一批未来的工程师。正如聂荣臻所料，钟夫翔、王士光、林爽等，林迈可当年带出的学生，后来都成长为新中国电讯领域的专家。
除了教学，改装、修理发报机也是林迈可的一项重要工作。当时，晋察冀军区物资匮乏，各军区的收发报机既笨重，功率还小，相当一部分甚至已经不能使用。为此，林迈可经常奔波于各个军分区之间，对这些旧收发报机进行拆卸、组装。经他改造，无线电不仅提高了发出电波的频率稳定性，还使设备体积缩小一半，便于行军打仗时携带。林迈可改装的收发报机的功率达25瓦，几百公里外也能用，达到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为了整合晋察冀各军分区的破旧无线电，林迈可向聂荣臻提出，能不能把各部门零散的元件集中到通讯部，看看能不能组装出一些可以使用的无线电。
林迈可的提议得到聂荣臻的全力支持，于是，他带领技术人员翻山越岭，从一分区到四分区，把所有电台的通讯设备修了个遍。
1943年2月，吕正操将军的部队急需一台发报机。由于靠近敌人，手摇发电机声音大，容易暴露，于是他设计了一部既可用手摇发电机，又可用电池供电的发报机。据说，连阎锡山的人见了都赞不绝口，想高薪聘请林迈可为他们工作，可林迈可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林迈可一家。
让世界听见延安的声音
1944年初，当晋察冀军区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已经修好，最后一批学员也学成奔赴工作岗位，林迈可向聂荣臻提出想去延安。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强烈地感到，共产党地区处于一种同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如果能建立一个大型电台，打破国民党的情报封锁，促进中共与英、美驻重庆机构建立联系，会更有利于抗战。他觉得去延安，比在晋察冀更有机会实现这一想法。
4月，林迈可一家在专人陪同下，前往延安。此时，他们已经不是夫妇二人，而是三口之家——他的女儿艾丽佳已经一岁多了。
穿过敌军三道封锁线，经历一个多月的跋山涉水，5月17日林迈可一家抵达延安。到延安两个星期后，林迈可夫妇接到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他们去杨家岭参加晚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会参加。林迈可夫妇激动极了。
多年后，李效黎仍记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情景。“他跟照片很像，圆圆的脸上有一双犀利的黑眼睛，一头黑头发从中间分开。他比迈可矮一些，但比迈可壮实得多。他的动作很慢，你可以感觉到他具有极大的耐力。他已经历过那么多的困难，今后最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他一直不停地抽烟，但并不妨碍他做事。他用缓慢的、低沉的湖南口音讲话，迈可听不懂，交谈时我就当翻译。”
毛主席对林迈可说：“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来中国的，你能帮助我们打日本人，我们是很高兴的。我们感谢你的努力，你还能和我们一起过艰苦的生活，这是很不简单的。”
林迈可问毛主席，他在延安应该做些什么事。毛主席说：“再多休息几天，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宴会开始，林迈可夫妇见到了许多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在这里他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信任和热忱。
经过短暂休养，林迈可接受了朱德总司令的任命，任第十八集团军通讯部无线电通讯顾问兼新华社英语部顾问。
在前一年的春天，林迈可就曾试图通过无线电与英国驻华机构联系，让世界了解八路军。可是，由于设备太差，那次尝试失败了。在延安，他终于可以大展拳脚。延安通讯部的发电机是由几台旧汽车的发动机拖动的，只要合理安装发报机真空管和定向天线，就可以制造出一台联系得到国外的发报机。
这个设想得到朱德的支持，林迈可立即带领学生钟夫翔等人动手制作电台。不久，一台功率600瓦的发报机建成了。为了更好地接收信号，他们还需要制作一根灵敏度高的定向天线。如何确定天线的实际位置，几个人各持己见。晚上，林迈可拿着经纬仪来到无线电安装的位置，对准北极星，终于计算出天线该有的角度。8月15日，延安的英文广播面向世界“发出声音”。
这天，美国监听人员听到一个来自中国的牛津腔英语广播，正在字正腔圆地播报中国战况。经过分析，他们发现这个新信号竟然是延安发来的。
据说，美国方面对来自延安的讯号极其重视。他们将这些信息进行汇总，不仅提供给美国政府高层加以研究，还转送给其他盟国进行参考。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说：“林迈可和延安无线电学校创建了广播电台，在其后数年中，中国和西方世界通过这座电台，才听到了华北的新闻。”至今，这些发自延安的新闻稿，仍作为美国国家档案，收藏在马里兰州联邦传播委员会的档案库里。
工作之余，林迈可还用他在北平买的德国蔡斯伊康照相机，拍摄了许多珍贵的镜头。这些有关平西、晋察冀和延安军民的日常生活的照片，成为反映抗日根据地最珍贵的记录。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离别的日子也要到来了。11月7日，林迈可一家将乘飞机去重庆，然后返回英国。
临走前，毛主席为他们饯行。席间，林迈可向毛主席提出许多问题。“他关心中国的未来，中国如何才能强大起来；关心多灾多难的中国是会有战争还是和平，他不仅尊敬和同情中国人，还深深地热爱中国人。”
不久前，毛主席刚刚结束重庆谈判回到延安，他用一贯低沉的音调说：“林先生，你比其他外国人更多地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想再打仗了……整个国家都需要和平，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打仗。蒋委员长是唯一可以给予我们和平的人，他有充分的权力可以阻止两党发生内战。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上，他决定战，还是和，未来的中国历史将决定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李效黎记得，“毛主席有些激动，脸微微发红。”看得出，他为争取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让步。
这次会面两天之后，林迈可一家登上前往重庆的飞机。不久，他们绕道印度加尔各答、巴基斯坦卡拉其、埃及亚历山大、意大利西西里岛回到了阔别多年的英国。
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评价林迈可：“已故英国议会上院议员林迈可勋爵积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帮助中国改进无线电通讯设备，他还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军队运送药品、通讯器材等奇缺物资。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些为中英友好、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