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治政绩观错位刻不容缓，亟待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约束，从制度机制层面靶向施治、一体纠偏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等在干事创业中的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针对“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作出专门部署。
当前，少数干部政绩观扭曲错位，热衷制造“五类政绩”：一是“注意力政绩”，忙于应付上级检查，忙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应接不暇、深受其累，助长了“领导关注什么就钻营什么”的投机思维；二是“短期政绩”，违规举债，寅吃卯粮，好大喜功，为己造势，追求任期效应，深陷“前任建、后任拆”的恶性循环。三是“材料政绩”，通过技术性修饰、选择性呈现、凭空性提炼，虚报数据、捏造经验、超前总结，制造纸面繁荣；四是“媒体政绩”，盲目追逐流量效应，跟风建造人造景点，用“流量思维”代替办实事、解难事的“民生思维”；五是“数字政绩”，将数字化转型异化为“高大上的设备达标”，花费大量资金购置的触控大屏、手持政务终端、数据可视化平台等信息化装备，大多沦为迎检工具；有的地方面临“技术治理”悖论，社区干部忙于在多个政务App之间打卡，挤占服务群众时间，忽视提升基层治理实效。这些乱象是干部宗旨意识淡化，政绩考核导向偏颇，监督问责效能不彰等结构性矛盾的集成反映。纠治政绩观错位刻不容缓，亟待协同推进正向引导与反向约束，从制度机制层面靶向施治、一体纠偏。
强化干部党性淬炼，筑牢“不想偏”的价值根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政绩观纠偏，关键在锤炼坚强党性，明确创造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从思想源头上校准价值坐标。一是以理论武装奠定思想基石。开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政绩观专题培训班次，深化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研学、党校主体班次系统教学、支部主题党日常态跟学的协同机制，把理论学习成效纳入干部政治素质考察，推动从“软任务”向“硬约束”转变。二是以践行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内在逻辑，彰显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理性，内蕴了群众满意度是衡量政绩质效的核心标尺。在为民服务的日常实践中，需持续完善领导干部基层联系点制度，常态开展“四不两直”调研，建立民生问题“发现—办理—反馈—提升”的闭环机制；政绩考核中增设“群众口碑”“百姓感受”等专项指标，促使干部用权、干事、履责都能恪守“政贵有恒”“民生为重”的价值导向。三是以从严约束修正认知偏差。保持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战斗性和严肃性，是政绩观纠偏的重要保障。通过深化民主生活会专项剖析、批评和自我批评，整改清单销号机制的长效落实，推进政绩观检视修正和错位事项立查立改；将政绩观偏差作为政治监督重点，对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行为露头就打，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拧紧“思想阀门”，筑牢防范“政绩冲动”的堤坝。
把稳政绩考核标尺，确保“不会偏”的导向精准。考评是指挥棒和风向标。纠治错误政绩观，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准，以科学设计政绩考评体系为抓手，遵循差异考核、分类评价、公平公正的原则，从“一把尺子量到底”转变为“分组分类动态考”，充分考虑政绩考核面临的特殊情境和约束条件，避免“一刀切”带来的同质化比拼、内卷式竞争，引导各地分道赛马、差异发展、各展所长。此方面地方近来已有积极探索，浙江安吉县将竹林碳汇交易纳入业绩考核，守住了生态底线，激活了绿色经济，拓展了发展空间。再者，延长考核追溯周期。构建全周期政绩考核体系，对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实施“任期+追溯”的考评机制，在干部离任后设定6个月至2年不等的观察期，重点核查项目运营情况、资金使用收益及群众满意度，对其任职期间重大决策的后续影响进行评估；政绩考核导向从“结果验收”转向“过程追踪”，奖励发放与任期内长期贡献相挂钩，探索“多年递延”的发放机制，细分为当年兑现的基础奖和延迟发放的递延奖，通过拉长考核周期实现对政绩的科学评估。
构筑立体监督体系，加固“不能偏”的制度堤坝。根治政绩观偏差，离不开全链条监督的效能发挥。一是加强智能预警防控。健全领导干部日常管理预警处置机制，完善干部任前责任告知制度，帮助干部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依托财政、统计、环保等部门的数据整合，搭建测量“政绩健康度”的评估模型，增设财政杠杆率、政府负债率、生态损益值、群众满意度等相关参数，投射衡量施政行为的“数字镜像”，通过自动识别债务率超限、投资效益过低等潜在风险，适时预警、主动纠治，推动从经验判断向数智治理的跃升，促进政绩观纠偏从“事后灭火”前移至“源头防火”。二是深化多元监督协同。试点“巡视巡察+群众观察员+第三方评估”机制，构建更具韧性与包容度的多元监督体系，推动党内监督的权威性、民意监督的广泛性与社会监督的专业性深度融合，增强政绩监督的穿透力；同时，重点聚焦“一把手”履职决策，着眼监管薄弱环节，建立“任前提醒—任中监督—任后评价”的政绩监测机制，对政绩观错位的干部，视其情节轻重，实施“红黄蓝”三色预警，实现防范在早、处置在小、动态追踪、分类惩处的管控目标。
激发震慑惩戒效应，形成“不敢偏”的高压态势。需以问责追责加压，法治威慑兜底，显著提高搞“政绩工程”的成本代价。一方面，以立法保障划定红线。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已对“政绩观错位”作出明确规定，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作为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被列为加重处分情形。从党规与国法相衔接的角度，推动针对“领导干部政绩考核问责”方面的专项立法，强化司法震慑。针对重大决策，实行“两代表一委员”跟踪问效机制，将随机抽查、定期“回头看”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形成发现问题、找准症结、完善制度的螺旋式上升态势，引导干部永葆为民用权的敬畏之心。另一方面，要以刚性问责以儆效尤。推行“政绩造假一票否决”，实施政绩观错位案例“一案双查”，既处理直接责任人，也追究上级领导把关不严的责任。施行负面政绩终身追责机制，对重大决策失误“零容忍”，建立决策痕迹终身追溯制度，通过技术加持，全流程固化在项目论证、资金使用、审批签批等关键环节的信息、数据，为干部离职退休不免责提供真凭实据。
“治病必求于本”。错位政绩观的纠偏是一项互为支撑、耦合交织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同向发力、综合施策、标本兼治，铲除错误政绩观的滋生土壤，达到消除主观动机，压缩偏差空间，提高违规成本的效果，切实推动政绩观纠偏扶正、激浊扬清，敦促广大党员、干部创造更多经得起历史、时代和人民检验的真业绩、好政绩。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公共治理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