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将在以智能化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条件下，不断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为中国经济塑造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机制，为世界经济复苏与稳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底气所在。我们不仅要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提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精准的措施，还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对过去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进行改革，通过产业政策转型防范在新一轮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发人深省：“上项目，一说就是几样：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是不是全国各省份都要往这些方向去发展产业？”这为我们在实践中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式方法敲响了警钟。根据过往的经验，在中国政府动员性体制下，如果我们对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的理论认识存在不足或缺陷，往往就会蛮干，导致做偏或做错，由此造成严重的失误和浪费。这是必须预防的首要问题。具体来看，涉及以下错误认识，需要纠正：
一是认为“新质”本身不可能有明确内涵和外延。因为它是一个随着技术发展而需要不断更新的名词，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因此，有人认为设立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明确的宏大目标性概念，在实践中容易使人摸不着头脑，既容易产生“新质生产力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的不良后果，也容易陷入“既要又要还要”的逻辑中。
确实，新质生产力是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后催生的、以当时先进技术和新产业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这个概念具有历史性、阶段性和动态性等特点，其内涵和外延是随着技术变革而变化的。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五个力”的演化过程，即“人力—马力—电力—网力—算力”。但是，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化都对应着不同质态的生产力，带来新的产业，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领域、新优势、新赛道和发展新动能。如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新质生产力是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力，对应的产业体系与主导产业就是石化工业、钢铁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工业等。在当前新技术革命条件下，由于社会日渐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新质生产力是以智能技术尤其是“算力”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力，其相对应的产业体系也发生了根本性革命，主导产业的形态非常广阔，除了人工智能产业，所有利用数字智能化技术从事财富生产创造的产业都可以界定为与新质生产力对应的新产业。因此，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外延是可以确定的，并不是无边无际的。
二是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效能”无法准确衡量。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在实践中，全要素生产率（TFP）通常反映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劳动和资本投入外，企业由于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和组织管理改善等无形要素的作用也能带来生产率提升。在计算上，人们常用经济增长率扣除劳动、资本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率贡献后的余值来表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式，尤其是对资本和劳动的估算方法，目前理论界还存在一些争议，并没有形成规范的共识，因此，在实践中，某些地方为了数字好看，可能会操纵或滥用估算方法。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统计上是可以对测量方法进行权威、标准化规定的，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地区就不会出现这类问题。
三是谈新质生产力只谈发展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对这个问题其实中央讲得很清楚，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据此，不仅新技术突破是新质生产力主要的来源，而且通过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实现要素使用效率提高，用智能化新科技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新兴产业壮大，都属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范畴。这就给出了需要因地制宜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路径。
四是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只是经济部门的事情。虽然经济领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但是高质量发展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是经济部门的事情，因此这个认识需要纠正。如教育战线，发展新质生产力最关键的要素在于人力资本，“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是新质生产力的三个重要特征，而教育创新则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文化战线，文化创意产业是新质生产力重要的应用场景，同时，新质生产力也为发展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模式——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的应用让文物、非遗等焕发新的生命力。绿色发展领域，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一方面，通过积极发展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打造高效生态产业集群；另一方面，可利用新技术改变传统上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产业，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
五是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先进地区要做的事情，“后进地区”只能等待机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显然东南沿海等先进地区更具备产业基础和先发优势。但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后进地区”实现新质生产力的超常规跳跃式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利用新技术革命加快超越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历史上英国在第一次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后超越当时的世界强国荷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超越英国，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日本利用电子信息技术革命高速崛起等，都是原本相对“后进地区”“换道超车”成功发展的例子。
另外，正确认识、发展新质生产力，还需要注意两点：首先，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的首次公开表述，正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结合东北地区的现实情况和战略地位提出的。为何要挑选在拥有良好自然禀赋和强大重工业体系的东北地区提出这个发展要求，这里面是有深刻含义的。一方面，东北振兴战略启动迄今20余年，客观来看，并未真正解决内生增长动力问题。东北地区的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才仍然呈现外流状态，城市化质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愈加明显，产业结构不够合理，经济下行压力在增大。以东北地区为代表的“后进地区”如何摆脱困境、重振经济，是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破解的重要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以“算力”为核心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来临，也为资源型、重工业型区域“换道起跑”提供了新的机遇。总之，新质生产力可以为东北振兴、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其次，如何防范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主要源于中国政府主导发展体制的特征，以及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概略地说，要注意防止出现以下几种不良现象：一是防止出现“新瓶装旧酒”现象。二是防止出现新一轮泡沫经济现象。三是防止出现各种违反因地制宜原则的现象。四是防止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过重的现象。
（作者为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