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十五五”规划不仅需要承续“十四五”规划的发展成果，更需前瞻性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科学谋划“十五五”规划，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战略定位、发展动力、治理体系和全球协作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创新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在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五年规划（原称“五年计划”）作为兼具战略性与实践性的制度设计，通过将长期愿景转化为中期行动纲领，实现了政治意志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环境，五年规划正以其独特的政策稳定性和战略连续性，为超大规模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着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其治理经验重构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更为全球治理贡献了具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五年规划展现出强大适应性和生命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五年规划不仅是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蓝图，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载体。通过战略引领、政策协同、资源整合和动态调适，五年规划将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需求有机统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从战略引领上看，五年规划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战略指引，确保了政策连续性和发展稳定性。作为超大规模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的首要挑战在于如何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发展方向的一致性和政策的可持续性。五年规划通过设定阶段性目标，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愿景分解为可操作的行动方案，这种战略引领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目标递进性上，每个五年规划既承续前一阶段的成果，又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体现在问题导向性上，每个五年规划针对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调整重心，通过前瞻性研判，提前布局关键领域。这种长周期、分阶段的治理模式，使国家治理在全球化变局中始终保持战略定力。
从制度整合上看，五年规划既是发展目标的宣示，也是国家治理资源的统筹。国家治理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多重关系，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形成政策合力是关键。五年规划通过目标—政策—项目的传导链条，构建了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治理框架。在纵向治理上，中央制定宏观目标，地方结合本地实际编制实施方案，并通过年度计划、专项规划等细化落实，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执行体系。在横向协同上，规划统筹财政、金融、产业、环保等政策工具，并通过立法保障、预算安排、考核评估等制度设计，避免部门各自为政，确保政策落地。这种制度整合使五年规划超越一般政策文件，成为国家治理的“总调度器”。
从社会动员上看，五年规划的成功实施，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共识凝聚。中国国家治理并非政府单方面推动，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的良性互动，吸纳市场力量、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和公众意见，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在规划编制阶段，通过课题研究、专家咨询、公众建言等方式，广泛吸收社会智慧，这种开放性增强了规划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实施阶段，企业、社会组织等成为重要执行主体，通过目标激励和价值引领，塑造社会预期，引导资源流向重点领域，带动资本市场和民间投资跟进。这种社会动员能力，使五年规划不仅是政府的政策工具，更成为全社会共同奋斗的行动纲领。
从全球治理上看，五年规划不仅是国内治理的重要方式，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在逆全球化、地缘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政策反复、发展失序的困境，而中国的五年规划以其稳定性、连续性和适应性，成为值得借鉴的治理模式。一方面，五年规划通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助力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确保对外政策的连贯性。另一方面，中国通过五年规划实现的经济发展奇迹，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发展模式，证明发展中国家可以依据自身国情探索现代化路径。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多次将中国的规划治理视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的成功实践。
科学谋划“十五五”规划应进行系统性创新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十五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已提上日程。“十五五”规划不仅需要承续“十四五”规划的发展成果，更需前瞻性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挑战，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科学谋划“十五五”规划，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战略定位、发展动力、治理体系和全球协作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创新。
在战略研判与目标优化上，精准锚定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坐标。“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从全球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科技竞争白热化，国际秩序进入深度调整期。从国内看，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人口结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高质量发展面临新挑战。因此，“十五五”规划需在战略目标设定上更加精准，既要保持政策连续性，又要增强应对不确定性的韧性。一要强化动态风险评估与适应性规划。未来五年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十五五”规划必须针对国际局势、经济走势、技术突破等可能性，设计弹性政策工具箱，确保在极端情况下仍能保持经济社会稳定。二要优化发展目标的指标体系。确保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十五五”规划需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民生福祉、生态安全等，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进一步细化分类指导政策，避免“一刀切”式目标设定。三要加强规划与中长期战略的衔接。“十五五”规划是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在科技创新、共同富裕、国家安全等领域，需要设定更具突破性的目标，明确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节点，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进程，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具体部署。
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上，构建面向未来的创新生态系统。进入21世纪后，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技术突破转向系统性创新能力的比拼。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等颠覆性技术加速演进，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重构。“十五五”规划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推动产业体系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一要打造新型举国体制的科技创新体系。“十四五”期间，我国在芯片、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十五五”规划需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交易市场，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二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与数字经济新赛道。全球产业竞争正从传统制造业向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太空经济等新兴领域拓展。“十五五”规划需明确未来产业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建设，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三要构建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针对全球供应链区域化、短链化趋势，“十五五”规划需加强关键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在半导体、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推动国产替代和多元化供应布局，降低外部风险冲击。
在绿色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上，探索“双碳”目标下的新增长模式。“十五五”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五年，也是迈向“碳中和”的起步阶段，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绿色转型是全球治理难题。因此，“十五五”规划需在能源结构、产业模式、生活方式等方面进行系统性变革，探索可持续发展新路径。一要加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在进一步扩大风电、光伏、氢能等清洁能源占比的同时，推动储能技术、智能电网、碳捕捉与封存（CCUS）等配套技术突破。二要推动“绿色+”全行业渗透。既要加快传统高耗能行业的低碳技术改造，提升新兴产业的循环利用水平，更要将碳排放强度纳入企业考核，完善碳交易市场，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三要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我国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渠道仍不畅通，要进一步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让生态保护获得合理回报，推动绿色消费革命，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形成全社会参与的绿色治理格局。
在治理效能与制度创新上，构建更加协同高效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五年规划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而执行效率取决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十五五”规划应聚焦政策协同、数字治理、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创新深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一要强化规划实施的制度保障。过去部分规划目标因缺乏刚性约束而落地不力，“十五五”规划应将核心指标纳入法律框架，确保政策连续性，并优化跨部门协同，避免“九龙治水”导致政策碎片化。二要推动数字赋能规划治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精准施策提供了新工具，可以通过构建国家规划数字平台，实时监测经济、社会、环境等关键指标，动态调整政策力度。三要深化社会协同治理。规划治理的成功离不开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广泛参与，“十五五”规划编制可进一步扩大民主协商，利用数字平台征集民意，让各方成为规划的参与者、监督者与受益者。
五年规划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既提供长远愿景，又确保政策落地。在“十四五”规划即将收官之际，必须兼具战略高度和实践深度，科学谋划编制“十五五”规划。在战略目标上，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优化发展指标体系；在科技创新上，构建新型举国体制，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在绿色转型上，探索“双碳”目标下的新增长模式；在治理效能上，推动数字赋能和社会协同。唯有如此，五年规划才能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南，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诠释。
（作者系集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