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下，中央调查局各分局和各中央分局研究室迅速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为弥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缺陷，积极响应中央这一号召，张闻天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补课”，亲自率团深入陕北、山西农村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年多的调查。张闻天的晋陕调是延安时期大规模农村调查的成功范例，为我们留下了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宝贵精神遗产，也是教育我们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的典范。
调查团的“张晋西”
张闻天在参加完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后，决心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工作。他的请求得到了党中央的同意。于是，张闻天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了九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他自己为团长，化名“张晋西”。
张闻天
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一行离开延安。旧历除夕，调查团到达黄河西岸渡口彩林村，隶属当时新设的神府县。调査团原计划要从此地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因当时日军正在进行冬季“扫荡”，无法进行调查，只好折返陕甘宁边区，来到神府县的贺家川。贺家川是神府中共分委和县政府所在地。调查团的工作也就由此开始。
张闻天认为，我们检查工作经常是检查干部，但检査老百姓很少。而老百姓是在自然村。要真正了解我们的政策法令执行的情形，必须深入到自然村里去。为了深入细致地了解贺家川的情况，张闻天将调查团分成四组，调查了贺家川等八个自然村。为了使调查更加细致，他亲自设计了许多表格，要求调团成员必须深入到自然村，挨家挨户做调查。如调査生产力状况时，他要求必须了解当地各种土地类型及其等级，各种作物在各种土地单位面积上的播种量、施肥量和常产量，各种牲畜的使役量、产肥量、租用借用办法、全年的经济效益、各种草料的消耗量等，牛、驴、猪、羊鸡、兔的粪各有什么特点，适用于什么土壤、什么庄稼，为什么高梁产量低农民仍然要种它，为什么贫穷人家不能种小麦、不能种大蒜头。
张闻天在晋西农村调查研究时同农民交谈
张闻天在调查过程中，始终要求调查团成员要虚心向群众求教，对群众要诚心诚意地抱定小学生的态度，“一切不懂的事情都应好好地向他们请教”。张闻天住在农民家里。炕上、灯下，他和群众促膝交谈;村头、地边，他和群众谈笑风生。他调査的每一个村庄，几乎每个家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很关心群众的疾苦，嘘寒问暖，对群众的生产、生活及阶级关系、思想动态调査得非常仔细。每次走访，他口问笔记，而且事后就立即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整理过程中发现问题，就再向群众调查。整理好调查材料后还要向基层干部询问这些材料是否属实，他提出的意见是否切合实际。他的这种虚心向群众求教的精神感人至深。群众赞扬他说:“还没有过共产党的干部像他那样了解民情、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他和蔼和亲，人民群众非常乐于接近他，也非常愿意把心里话向他倾吐。村里的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张团长办事特别认真，待人非常热情。也有许多人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以见他就直呼其名张晋西，和他拉拉话、唠家常，犹如邻居一般。
从2月18日起，通过一个月的调查，张闻天开始写调查报告，到4月12日初步结。到兴县后，张闻天与调查团成员对调查报告进行了座谈，又续写了大约四节，于4月29日完稿，5月18日印就，即送延安毛泽东、中央书记处、中央党务研究室等。这就是《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
兴县的民生情
1942年4月13日，张闻天一行东渡黄河到达山西兴县，又因为敌情关系，未能深入晋西北内地，即在晋西北区党委驻地碧村及其周围黄河岸边的村庄做调查。他们住在碧村对面的任家湾。原计划只调查几个村子。晋西北党委的同志表示想派一批负责同志参加，一起到下面调查，请张闻天指导。这样兴县的调查队伍就扩大了许多，晋西北党、政、群干部有40多人参加进来，调查的范围为14个自然村。和在神府调査一样，在晋西北调查时，张闻天还是亲自设计调查表格，商定调查组织，制订实施方案。出发前，于4月22日召开全体调查人员会议，做了《神府调查经验谈》的报告。兴县调查仍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主题，深人自然村按户调查为基本方法。张闻天亲自调查了任家湾和碧村，整理出调查报告《碧村调查》。
张闻天和调查团的同志在神府
在兴县调查中，张闻天与在延安的毛泽东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把调查中的一些感想都及时告诉毛泽东。在张闻天的日记中，记录了从1942年5月至9月间他致毛泽东的函电就有六七封。在这些信函中，涉及他在调查中遇到的重要政策问题，如5月1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指出下列问题:公粮负担太重;减租减息执行不够;政府法令事前考虑不够，执行不贯彻;领导不深入等等。
张闻天在山西兴县任家湾村调查时住过的地方
从5月起，反“扫荡”战斗紧张激烈。调查团与晋西北党政机关人员随敌情变化，自5月中旬至8月中旬，三次疏散到黄河西岸神府县境内。张闻天虽然在黄河两岸来回奔波，但对调査工作却一点儿不松懈。6月底，《碧村调查》等兴县14个自然村调查材料分别整理完成稿以后，张闻天有计划地在七八月连续召开座谈会，将调查工作引向深入。先后组织了阶级关系、土地问题、租佃关系、村政权工作等15次座谈会，其间，张闻天做了多次重要的讲话，这些讲话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兴县调查期间张闻天对农村经济与对政治的见解。
张闻天领导的晋西北兴县的调查，成绩显著。当时参加工作的同志对这次调查研究都很满意。他们说，这次调查对他们帮助很大，他们这次真正接触了农村，接触了老百姓，知道他们过去的领导如何不切实际等。
杨家沟的“账本子”
1942年9月，张闻天率领调查团离开兴县后转回黄河西岸陕甘宁边区，开始以米脂县杨家沟为中心的农村调查。米脂县杨家沟是全国军见的一个地主经济集中的村庄。这里聚居着马姓55户大、中、小地主。最大的一个殷实地主马维新，是当地地主集团实际的代表人物。他家保存着起自清道光二十年(1840)直到眼下百年的大量买地、典地、收租、放债、雇工、经商和日常生活收支等各种账簿。张闻天知道后，如获至宝，让人前去商借。马维新比较开明，把这些账簿全拿出来任凭张闻天他们研究。账簿真多，一次就堆满半间房，还换了几次。张闻天一本一本翻阅，还亲自同调查团的秘书马洪一道核算。刘英帮着抄数据、材料，忙了几十天。张闻天风趣地说:“马克思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算资本家的‘账本子’，写了《资本论》，我们想要弄明白中国的经济，也不能不研究马太爷的‘账本子’啊!”
杨家沟旧貌
在算账和调查、访问的基础上，张闻天同马洪、刘英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后由马洪执笔写成调查报告初稿，交给张闻天反复修改写定。这部《杨家沟的地主调查》，细致地解剖了马维新这个地主从18岁代替父亲管理家务起39年的经济活动，详尽分析了马维新兼并土地的活动，他的租佃关系、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以及商铺经营情况，统计出1912-1941年30年来马维新一家的收支情况。张闻天还参照其他材料统计出1894年以来近50年杨家沟一带的年成。调查报告以翔实可靠的材料说明了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将地租同高利贷、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及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这个调査报告为中国共产党了解和制定相关土地政策提供了材料支撑。
农村调查途中的张闻天和刘英
结束杨家沟调查后，张闻天在米脂县城等地进行了短期调查。1943年2月下，张闻天中断了调査活动，于3月3日返回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返回延安后，于1943年3月27日写成给中共中央的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张闻天写到自己本次调査重要收获时，自发地说出了自己“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和热的、自由的天地中翱翔”这样心情愉快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