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陕甘宁边区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粮食问题是当时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边区外援全部断绝，只能依靠征收来解决粮食困难。这一决定公布并实施后，引发了群众不满情绪，甚至出现了有人骂毛泽东的事件。毛泽东通过调查了解，深刻反思，及时安抚群众情绪，建议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时调整政策，化解了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一次严重危机。
细听农妇的诉说 1940年10月，清涧县一位农妇因丈夫被雷电击死，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政府官僚横行”而被县保安科逮捕，送来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拟审讯后交法院严惩。毛泽东听到汇报，看到预审材料后，当即指示“不能这么做”。 翌日，毛泽东召见军委保卫部长钱益民，命他把农妇带来，要亲自问话。这位农妇做梦也没想到，自己骂了党和政府，竟会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接待!想到这里，感到内疚，痛哭流涕。她说:“毛主席，咱不好哩，咱不应该骂政府哩!咱犯了大罪嘛、您就枪毙咱。”她说完，双膝跪在毛泽东身前。毛泽东俯身双手将她扶起，说道:“妹子，你不用难过嘛，也不要这样哟，我们不会枪毙你。我已经批评了清涧县地方干部，也批评了延安的执法部门。老百姓有具体困难，不予解决该挨骂嘛!你要对我讲真心话，究竟有什么困难才骂政府呀?”她擦干泪水，坐在椅子上说:“毛主席呀，咱村、咱家，真是苦哇，咱有三个娃，一个瘫痪的娘，地里庄稼，靠咱男人顶着。住的两孔窑，靠沟沟边，水发了就涝了，说打孔新的，至今没有劳力，也没钱雇人。是共产党来了，开始有了咱的五亩地。头两年还好，咱吃不完。这两年，村的官、乡的官、县的官，都不管咱们的死活，要公粮，还骂咱男人，连老娘也骂哩!” 毛泽东压住胸中的怒火说:“啊，妹子，说吧，都讲出来。”农妇接着说:“毛主席，咱没讲的啦，您太忙哩。咱男人走了，看在咱三个娃娃份上，把咱早点放回去，行哟?”毛泽东满口答应，招手让钱益民进来，立即指示说:“马上放人!还需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清涧的人带上公文，讲明她没有什么罪过，还是好人，是个敢讲真话，为我们党和政府提出了良好愿望和意见的好同志!要向她赔礼道歉。要对当地政府讲明，对她家实行具体的特殊照顾。还有，社会调查部要根据这次捕人甚至妄杀无辜做出深刻反思，我们的组织、干部部门，也要对现行的村以上当权官员，进行一次审，不胜任的，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统统撤下来。” 公粮征收引发的风波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运盐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时，突然天空阴雨，电光闪闪，一声巨响，雷电从东面屋角穿入小礼堂，所有到会人员受巨雷震动，坐在一根柱子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在李彩云被雷击身亡的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李彩云遭雷击身亡的消息传出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便说:老天不睁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边区保安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得知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儿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1941年6月5日，《解放日报》报道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击身亡消息 针对边区不顾民力的征粮政策，毛泽东当时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把不顾农民负担征收公粮的做法称为国民党的作风，可见，边区农民负担的加重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高层的高度重视。 1943年，毛泽东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后来调查发现，陕甘宁边区134万农民人口的地方，一年就征收20万石公粮，公粮征多了，人民负担太重，不满情绪和行为就产生了。1941年边区内抢粮事件屡有发生。7月，志丹县普遍发生抢粮事件。安塞县六区也发生抢粮事件，200人左右趁夜黑劫走公粮50石左右，以及合作社股金、乡政府存款、二团买草款共计958元。陇东有的地方征粮加扩兵任务超出原定任务的三倍多，强迫摊派，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反抗，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于是，党中央、毛泽东提出不能再这样办了，决定把公粮减为16万石。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行精兵简政，减轻群众的负担，受到群众的拥护。 毛泽东的屡次反思 毛泽东对于“挨骂”这件事情，多年后曾经多次提及，并做了深刻的反思，可见他的感触之深 第一次是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七次全会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做说明，他在讲话中指出:“一九四一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就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 第二次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口头政治报告，他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査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习ー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 第三次是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为党的七大所做的结论中说道:“说什么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这些都是闲话，对这些话我怎么看呢?为什么有人希望雷公打死我呢?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一九四一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二十万石，还要运公盐六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不是毛泽东搞的?因为我也主张征收二十万石公粮，主张去运盐。当时不运盐也不行，但是运得久就不好。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年公粮减少了，一九四三年也波少，这就解决了问题。” 几十年后，邓小平提及此事，他十分佩服毛泽东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深有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