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秋已过，广袤田野一片生机盎然，处处蕴藏着丰收的希望。
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2万亿斤以上，三大谷物自给率超过98%，已建成高标准农田6.4亿亩……70年的变革与发展，深刻改变了我国农业农村面貌，农业发展摆脱了底子薄、积累少、“靠天吃饭”的局面，站上了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历史新起点。
“过去是8亿人吃不饱，现在是近14亿人吃不完。”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目前，我国粮食产量迈上1.3万亿斤台阶，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等大宗农产品供给量显著增加，主要农产品市场运行基本保持稳定。可以说，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总体上是充足的，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供给有充分保障。
端牢中国饭碗，靠的是什么？其中有着怎样的核心密码？
从稳产量到提产能：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
从专业视角看，衡量一国的粮食安全有四大指标，一看粮食总量，二看人均水平，三看自给率，四看储备率。
从总量看，从2004年起，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2012年更是超过1.2万亿斤，此后连续多年稳定在这个新台阶之上，2018年粮食总产量依然达13158亿斤；从人均水平看，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49年的209公斤提高到2018年的472公斤，比1949年增长1.3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在同期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十分不易；从自给率看，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从储备率看，我国粮食储备率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7%至18%安全线。
一系列数字意味着，我国粮食生产基本面持续向好，我国有能力、有底气牢牢端稳饭碗，保障重要农产品供需平衡。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的改善——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一系列举措让大国农业的根基不断筑牢。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主产区重农抓粮积极性的提升——我国取消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地方配套，每年为主产区减轻负担近300亿元；建立产粮大县、产油大县、制种大县等综合奖励政策体系，2018年奖励资金达到428亿元，多予少取不让种粮大县吃亏。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离不开避灾防灾救灾举措的落实——各地在监测预警、灾情调度、政策支持、科学指导、基础建设等关键环节重点发力，牢牢把握农业防灾抗灾的主动权，有效地将农业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9—2018年全国粮食年均因灾损失率5.7%，较1999—2008年降低3.6个百分点。
通过稳步提升粮食产量和产能，我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高质量发展之路。
从提品质到增质量：科技政策筑牢大国粮仓根基
“推广壮秧壮蘖、化控调节、防早衰栽培等技术措施，有效提高优质稻的综合抗倒伏能力，减少因倒伏造成的减产、品质变差带来的损失，实现优质稻生产的绿色提质增效。”江西芦溪县敖家坊村种植大户方相招一边指着基地里长势良好的水稻，一边高兴地介绍，这一示范片平均亩产610.7公斤，通过新技术减少倒伏灾害产量损失9.15%，减少化肥用量8.6%，减少农药用量10%。
有了科技支撑，粮食的绿色增产就有了底气。
走提高单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突出高产高效绿色技术集成，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嫁接进粮食生产。插上科技翅膀，农业耕作、栽培、植保、灌溉等水平持续改善，藏粮于技正在成为粮食生产中的一抹亮色。
有了政策支持，粮食的丰收就有了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发布21个指导“三农”工作的1号文件，出台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政策措施，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
做好“减法”——2006年起，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300多亿元。2009年开始，逐步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为主产区减轻负担近300亿元。
做大“加法”——建立农民种粮补贴制度，相继出台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政策。推进“三补合一”，建立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支持耕地地力保护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奖励资金规模由2005年的5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28亿元，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
做足“乘法”——充分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坚持并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不断改进玉米、大豆临时收储和目标价格政策，推动建立玉米、大豆“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稳定种粮收益预期，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
在科技和政策的助推下，大国粮仓根基牢固。目前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48，一半以上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58.3％，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超过68％。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中华粮仓越来越稳固，确保任何时候都能产得出。
从强基础到促改革：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日趋完备
中国粮食增收发展史，与中国农村改革史齐头并进。
70年来，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围绕促进粮食生产和提高种粮农民收益，我国在不断推进农村改革中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尝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农村经营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变革，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产量的第一次大飞跃；1984—1998年实行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中央明确再延长30年；2017年党的十九大又明确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2016年，中央又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又一个重大制度创新。不断创新的改革举措打破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激活了农村生产力，让创造活力不断迸发。
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种粮农民呈现老龄化和兼业化，“谁来种地”成为粮食生产必须直面的问题。
为构建新型经营体系，我国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着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主体，逐步形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农业经营体系。目前，经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近60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217.3万家，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36.9万个。
与此同时，我国不断加强面向小农户的社会化服务，逐步建立起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服务组织数量达到37万个。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完善，让“谁来种地”找到了答案。
从强基础到促改革，重农抓粮的思想在神州大地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确保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撑，让应对国际复杂环境更有底气。
《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5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