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参观者在陕北的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瞻仰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1935年10月18日，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到达吴起镇张湾子村。“红军一个高个子首长借宿在我家，我父亲为他做了3碗剁荞面。”73岁的张瑞生从小就听父亲讲这段故事，红军离开时还留下一个保暖瓶。后来才知道，那晚借宿的高个子首长就是毛泽东。
8月7日无人机拍摄的张湾子毛泽东旧居外观。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锣鼓响来秧歌起呀，秧歌起呀黄河唱来……”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小讲解员白嘉妮唱起当年迎接红军到达吴起的歌曲，脸上洋溢着笑容。
为什么中央红军会将落脚点选在陕北？
“红军落脚陕北，既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选择。”延安大学泽东干部学院副院长高凤林说，这一落脚点的选择，与两份报纸和一块根据地密不可分。
8月7日，参观者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内观看
中共中央进驻吴起镇的相关史料，展板上方是当年刊登陕北红军
活动消息的《大公报》和《西京日报》的复印件照片。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事实上，自离开江西苏区开始长征以来，从湘西到川黔边，再到川西，中央一直在选择落脚点，却都因为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时局变化而未果。
“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正在这个问题迫在眉睫时，两份刊登着陕北红军活动消息的报纸让毛泽东等领导人眼前一亮。
“蒋令五省各部队围剿陕北共匪”“陕北军事形势转变 刘子丹徐海东有合股势”，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记者看到了印有刊登着这两条消息的《西京日报》和《大公报》的展板。
8月7日拍摄的张湾子毛泽东旧居外观。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1935年9月，在哈达铺会议上，毛泽东高兴地说，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振奋精神，北上抗日，到陕北去……
在这之前，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甘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正如火如荼。随后，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的红军组成了红十五军团，进一步壮大了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提供了有力支持。
8月7日，73岁的张瑞生（右三）讲述当年红军首长借宿他家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中央红军经过长途跋涉抵达吴起后，革命斗志依然昂扬，但是身体已经疲惫不堪。根据地人民倾囊相助，筹集粮食、缝制棉衣、救治伤员，积极支持中央红军。”高凤林说。
因为两份报纸选定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根据地，看似偶然，实则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首先，落脚陕北，因为陕北有一块稳固的革命根据地，有各级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有一大批领导骨干和优秀干部，有刘志丹和徐海东等人领导的红军。”高凤林说，另一方面，陕北也是对日作战的前进阵地和可靠后方，落脚陕北有利于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同时，因为陕北具有浓烈的革命氛围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此外，陕北特殊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有利于保存和发展根据地实力。
8月7日，73岁的张瑞生讲述当年他父亲给借宿的红军首长做了3碗剁荞面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落脚陕北后，中共中央将陕甘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根据地，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随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陕甘宁根据地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成了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两份报纸、一块根据地，成就了红军落脚、立足、再出发的传奇故事。（记者宋振远、刘书云、蔡馨逸、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