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1935.10-1948.3），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命运转机“关键期”。开新辟途，延安有一系列的历史创新和建构工作，是毛泽东心目中“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其中最重要的建树之一,当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回到历史现场，当年随中外记者参观团赴延安采访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如是描述延安：“在我们想象，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的口号化妆过，那便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
“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中国的问题，肯定中国所做出的政治政策的大转变。但季米特洛夫仍然不够放心，他担心“蒋介石及其亲信会耍弄种种手腕”，而“中国红军是一只农民军队”。最让他焦虑的是，中国党的文件“包含着使党和党的干部堕落，解除思想武装的危险，会使党在一定程度上迷失方向。这里有些东西应予纠正，但我们在这里是鞭长莫及。为此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的决定是：“必须给予帮助，派人去帮助，从内部加强中国的干部队伍。”
1937年11月29日，被誉为“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的王明飞抵延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悉数到机场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今天我们迎接的是喜从天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人——王明同志。”
很显然，延安迎来的并不仅仅是王明一行人，也不仅仅是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延安迎来了的还包括以“活神仙”自居、颐指气使的共产国际派的钦差大臣，以及一套天外飘来的政治话语。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王明带回了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问题的指示。王明一开讲，就批评游击战的做法，批评洛川会议上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批评中共部分领导人不能真正地了解统一战线的真谛。1938年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更是推销他的“军政统一”、“军令统一”的统一战线策略。王明的看法是：现在的很多党的干部仍然不了解什么是统一战线，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开展深入而持久的党内教育。
突出“抗战高于一切”核心理念的王明新话语，在那个复杂的环境里，这种主张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一时之间，成为主流呼声。周恩来即说：“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总书记张闻天，一面坚持洛川会议路线的正确性，一面则承认他与毛泽东应该对错误担负责任。事后，毛泽东回忆说：“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形势比人强，王明的梦想遭遇到失败。王明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由各政党共同负责的统一战线常设机构——“议会式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蒋介石的限共政策根本不相容，无法真正实现。
然而，王明的新话语在党内已经造成了消极的影响。随着敌后根据地的不断涌现，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形成了各级分散决策的灵活的工作战斗机制。在政令统一、军令统一的王明话语里，如何面对许多复杂的事实，如何灵活机动地辩证关系，成了普遍的、严重的、现实的问题。最可怕的是，一些干部丧失了警惕，以至于造成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
“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仍然是赵超构描绘延安的一段话：“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舶来品，在过去所有的共产党领袖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原版翻印共产党的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的社会来。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这种作风的不受欢迎，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则不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据说，从中学时代起，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的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然后可以知道在某种程度以内尊重传统的力量，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
不同于王明只会读书、读死书，毛泽东恪守的是“论理之人”兼“办事之人”为一体的行动主义原则。毛泽东嘲讽地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而毛泽东的基本立场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20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读到《共产党宣言》等三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发现这些书没有谈到中国，于是，“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926年，毛泽东撰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引起共产国际的高度关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此后，结合中国国情，毛泽东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发现中国最大的力量——农民的力量，毛泽东搞土地改革，毛泽东策划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勾画新民主主义图景，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建设“完全的党报”，关切的每每是中国的事情和中国共产主义的事情。
毛泽东不喜欢那些僵化的概念和教条，他用最中国化的语言表达了最深刻的革命道理。他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都将受农民运动的“检验而决定弃取”；他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说：“反对本本主义”；他说：“工农武装割据”。他的说法并不在马列经典著作中，但是却源于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与未来的社会建设目标。为了系统与理论化这些宝贵的认识，毛泽东再接再厉，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借助爱国主义的辩证，进一步加强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地位》的开篇即是：“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
“毛泽东成功了”。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应当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晚年回忆当时情形的李维汉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地位。”
“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1938年9月29日，延安的暑气已经褪去，凉爽的秋风拂面而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召开了。会议地点设在延安城东的桥儿沟天主教堂，53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负责人聚集在一起，终结一段历史，重新建树毛泽东式的中国革命话语。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分析了抗日战争局势，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与当前的情况趋势。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针对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毛泽东告诫全党千万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来运用。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该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科学论断。毛泽东大声疾呼：“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的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的讲话，如同咚咚的战鼓，震撼着每个听众的心。王明回国后刮起的西伯利亚旋风，至此终于烟消云散，中共的政治空气终于又恢复了往日的清新。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以制度化方式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向，要求“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再次重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方针。”
在螺旋式的推进中，正如赵超构所感受到的那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而是穿起了中国粗布短袄。
（本栏目由当代陕西杂志社和西北大学延安精神与党的建设研究院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