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是回顾与认识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机会，包括中国宏观调控范式如何演变，“历次改革反映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探求自己现代化经济体制的实践与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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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来，经济领域多项改革举措的落实情况受到关注。
在7月28日举行的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第69期）上，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赵波直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一直是改革当中需要平衡和协调的重点。
“此次《决定》强化了国有企业的战略定位，未来国有资本的发展方向体现为三个‘集中’：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赵波尤其关注第三个“集中”的落实，在他看来，如何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行政命令指派国有企业负责，还是以平等的标准允许民营企业进入，事关改革的成效。
值得注意的是，“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也作为最后一条，写入《决定》。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方裕此前解读时表示这一条“分量很重”，并提到抓好改革落实需要吃透改革要求、精心组织实施、抓好责任落实、强化督察问效、坚持久久为功。他说：“要把《决定》的‘大写意’转化为‘工笔画’‘施工图’。”
财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财税改革任务的落实是有难度的，它不只是财税部门的改革，是牵涉到各部门全面系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报告会上，中国社科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主任杨志勇以此次《决定》部署的预算改革相关内容为例说，这不仅牵涉各部门，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部门、预算单位都牵涉在内。
此次《决定》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健全预算制度，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在杨志勇看来，这有利于财政资源统筹，“将从根本上解决政府隐性债务问题，解决现实中国有资源资产收入秩序不够规范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健全政府预算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这位曾在地方政府研究室挂职的财税学者认为，以前关于地方债务管理问题的讨论，更多从债务风险、金融风险角度考虑，但从预算改革的角度看，地方债务管理问题与预算管理不到位有关。“地方隐性债务的产生，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前没有实行全口径的政府预算管理。现在明确要把依托行政权力、政府信用、国有资源资产获取的收入全部纳入政府预算管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的工作也能更加顺理成章。”杨志勇说。
对于此次《决定》提出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多位学者认为，这显示出我国深化全面改革的决心。
相对于传统的“基数预算”模式，即财政预算以上一年支出为基数，适当考虑一定增长比例分配资金，零基预算意味着不受以往预算安排影响，一切从实际需要出发，逐项审议预算年度内各项费用的内容及其开支标准，结合财力状况，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编制预算。
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2020年，上海、山东等地提出打破固有预算编制模式，推行“零基预算”。国务院2021年制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运用零基预算理念，打破支出固化僵化格局。“有的地方在零基预算改革上已经取得突破。”杨志勇认为，全面推行零基预算需要时间，需要配套改革，此次把“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写入《决定》，相当于给一些地方深化改革提供了“尚方宝剑”。
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不同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为单独部分部署改革任务，此次《决定》将其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第二条重要举措。宏观经济治理也被认为是对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的重要创新。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延续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科学的宏观调控的说法，与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平行表述。”在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卢锋看来，早先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上升为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同时，《决定》提出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凸显了国家战略规划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实际上，2020年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就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首次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首要内容。
“这都是此次《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背景脉络，未来需要有更加清晰的阐述，特别是国家规划、重大战略与宏观政策之间的关系，比如和利率、汇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在卢锋看来，历次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是回顾与认识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机会，包括中国宏观调控范式如何演变，“历次改革反映了中国这样一个新兴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探求自己现代化经济体制的实践与心路历程”。
这名长期观察中国经济体制演变的学者尤其提到当前中国面临的新形势与特点：供给能力扩张较为强劲与需求增长偏弱并存的“供强需弱”态势。
卢锋分析说，这体现出三个矛盾，一是从总量供求关系看需求偏弱是主要矛盾，二是从需求结构看内需偏弱是主要矛盾，三是从内需结构看居民消费偏弱是主要矛盾。他注意到，相比于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我国消费占比较低。“这也就是说，我国存在一个巨大的通过改革政策（推动）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和空间，这个空间可能有好多路径，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主线是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居民消费，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
此次《决定》明确，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部分，《决定》提出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还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