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复杂的建设环境。从内部来看，“一穷二白”基础上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尚未完成，镇反运动才开始不久。从外部来看，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正在艰难开展。从政党自身来看，随着革命环境转变为执政环境，已经掌握政权的党员干部“家长制”“官老爷”等不正之风有所盛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上述问题之后，在全党开展了整党运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是整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办法的通知》，指出“应当将党的三十周年纪念，形成以党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为了党史学习能够有序开展，也为了说明纪念意义，中共中央还组织了十篇左右的论文，在6月15日前后陆续进行广播并于7月1日刊载到《人民日报》上。7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七一”纪念论文的指示》，规定“各地委应即领导全党能阅读的党员和干部在七月份中对这些论文进行一次学习”。除此以外，指示明确还应增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结合》两文为阅读材料。
各地各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开始于6月中下旬，要早于7月3日中央发出的指示。这是因为全国人民沉浸在庆祝建党三十周年的巨大喜悦之中，学习中共党史纪念党的诞生是全体党员和干部的自觉诉求。中央迟至7月3日方发出指示有三个原因：一是6月份刘少奇对学习材料之一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仍在提出修改和发表意见；二是7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论文方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三是在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刘少奇等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党的三十年的斗争历史。也就是说，这次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既是党员干部的自发行为，也受到中央号召的影响。
学习指示发出以后，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迅速作出部署，按照分级分部的原则，结合业务特色迅速开展学习。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大区制的原因，各地在贯彻中央指示的过程中，也行使了一定的自主权。比如中共西北局在学习材料中增加了陆定一所写的《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习仲勋的《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并对不同文化程度的党员干部作出了不同的学习要求。再比如华东局宣传部还编印了党史报告提纲，以供学习。
1951年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与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活动类似，也是按照“统一学习—自主学习—考试测验”的步骤展开。不同地区对党史学习教育开展的时间不一而足。有的时间较长，比如西北局的部署是7月份初步学习，8月以后转入深度学习，文化程度较高的领导干部开始学习《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文化程度较低的领导干部继续学习原有内容，11月份举行各级干部考试测验，确定编级。有的历时较短，比如察哈尔省8月初就已经进展到“答题”的测验环节。这说明1951年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建立在各地灵活机动的基础之上。
这次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以自学为主，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领导干部作报告，讲党史。不同于延安时期，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面临的复杂斗争环境，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员干部具备公开作报告学习的条件。除了领导干部作报告以外，有些中央局和地委还设置了专门的讲师团和党史报告员。他们采取巡回式报告，克服了当时信息技术不发达的弊端。据《人民日报》统计，自6月26日至7月2日，华东一级机关和上海市一级机关的106个报告员，分头到工厂、学校中去向各单位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报告共产党的斗争历史。除了专门组织的报告员以外，之前存在的宣传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举办党史展览会。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利用展览会、群众集会宣传党的政策的做法由来已久。1951年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也不例外，不同地区结合红色资源优势策划了不同的展览。比如延安的枣园展览，瑞金沙洲坝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物展览等。这些活动极大增强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立体性和感染力。三是小组学习会、广播会等方式。党史学习小组为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习小组一方面自主研讨党史，另一方面也为党史学习与研究培育了人才。广播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也因此，广播带有时代的独特印记。比如，上海的宝兴里居民福利会就安装了扩音器，向全弄居民报告党的三十年奋斗史。除此以外，还有忆苦思甜会、纳凉会等方式。
1951年借助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为党员干部牢记历史使命、承担政治责任勒紧了“紧箍咒”。具体说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二是干部理论素质有所提升；三是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有所增强。
（摘编自上观新闻 樊士博 齐卫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