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和使命的温度，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抽象，更在于活生生的载体和灵魂。所以，让我们从当年初心和使命承载者的身上，去真实地感悟历史的温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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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最后一天的会议（最新考证认为是8月3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中国共产党这艘红船，承载着初心和使命，在北京孕育，在上海制造，在南湖起航了。
初心和使命的温度，不仅在于它的历史抽象，更在于活生生的载体和灵魂。所以，让我们从当年初心和使命承载者的身上，去真实地感悟历史的温度吧。
一大代表的原生态初心
初心，用现代语言可以作很多阐释，但顾名思义，从历史过程来看，就是党成立之初的心态、心志、心愿。
那么，最初的建党者们，是怀着什么样的初心，走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的呢？
参加一大的代表，有的认为是12人，有的认为是13人。我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都认定代表为13人。除此之外，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
这15人中，有的没有去南湖，所以一般认为参加南湖会议的为10人，比上海少5人。
代表中年龄最大的45岁，最小的19岁。30岁以下的9人。平均年龄28岁。
选看几位代表的初心——
李达，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曾三渡东瀛，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五四期间，虽在日本，但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多篇文章，为国内的爱国运动叫好，并介绍社会主义。同时，呕心沥血，翻译三部著作，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1920年夏回国后，与陈独秀等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随后又直接负责筹备召开一大，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汉俊，中共创建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早年就萌生救国救民的志向，曾表示：“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扬眉吐气而出力。”在留日期间，李汉俊受河上肇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此，还放弃了最喜爱的数学。1918年年底回国后，仅仅在一年半时间里，就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文章和译文90多篇。1921年，参与筹备了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山东代表王尽美，原名王瑞俊。参加一大回济南后，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一诗：“贫富阶级见疆场，尽美尽善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根据这首诗，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尽美，意在追求社会的尽善尽美。王尽美1925年就因病去世，年仅27岁。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王尽美的诗中说：“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所以，如果要说初心，对于一大代表来说，原生态的初心，首先是责任之心。面对灾难深重的中国，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博览群书，寻访世界，探求解救中国的道路和方式。一大代表就是富于历史责任感的人。正是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推动他们走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起点。
有责任之心，就有思考。经过寻找、思考和比较，这些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有了最初的信念之心；有了信念，就为之而奋斗，就有了奋斗之心；所有的奋斗，归根结底为了谁？为了人民，为了民族，这就是为民之心。
所以，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初心可以说很多很多。但如果要说原生态的初心，应该就是责任之心、信念之心、奋斗之心、为民之心。这与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初心和使命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和表现。
58名早期党员的群像
我们再看看一大时中国共产党党员群体的初心和表现。
一大时，中国共产党有多少党员呢？多年来，一直有53人、56人、57人等多种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均表述为：当时“代表着50多名党员”。
浙江嘉兴有关部门和单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提及的59名成员加以梳理，逐个考证。除了搜集、查阅、辨析历史资料，还分赴山东、北京、广州、湖南、湖北、上海等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主要活动地和原籍家乡进行实地调研，搜集各地最新研究成果，逐条核实有关人员情况，整理出每一个人的生平，并以表格形式列出每一个人的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去向。剔除重复的，补充未列的，认定：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早期组织成员共有58人。
201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采用了58人之说。
最初的58名党员，分布在四面八方，他们以共同的心愿和心志，创建中国共产党，揭开了一个伟大历史进程的序幕。
这58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从学历来看，留学日本的18人，北京大学毕业的17人，其他大学的8人，中师、中学毕业的13人，另有2人文化程度稍低。
从职业来看，担任教授、教师的17人，学生24人，报人（记者）、律师、职员等自由职业者10人，弃官不做的3人，工人4人。
这58个人，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有的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很多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留学的知识分子，还有在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左翼青年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大部分人的职业是教师、记者或学生。总的来说，这些人的家境都不错，至少都不算太差。
显然，这些人投身革命，参与建党，并不是迫于生计，也不是为了个人，当然也不是逼上梁山。而是自觉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从而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他一生风雨，曲折坎坷，先后5次被捕入狱，监押时间累计5年以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众所周知，虽然犯了错误，被开除出党，但晚年蒋介石派胡宗南、戴笠前去探望，希望陈独秀与之合作，被陈拒绝，带去的礼物也坚辞不受。
李大钊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一名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学者，其道德、学问和思想影响了五四时期一代先进青年。1927年牺牲时年仅38岁。“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就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58人中，后来牺牲、病逝的有22人；坚持到革命胜利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4人；因各种原因脱党的有23人，其中脱党后又恢复党籍参加革命工作的有5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还有12人；被开除党籍的有10人，其中有些是不公正的；真正叛党的只有沈玄庐、张国焘2人；陈公博、周佛海、宋介3人是脱党后沦为汉奸的。
这些人后来的人生道路和结局，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大浪淘沙。“淘沙”的结果，少数人淘汰，大多数人还是经受了考验。这样的结局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确立初心不容易，坚持初心更不容易。
《国际歌》声中的心志
如果要选一个始终贯穿和代表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奋斗的形象化标志，《国际歌》是典型的一个。
《国际歌》，是1871年巴黎公社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曾经做过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会歌。作词欧仁·鲍狄埃，作曲比尔·狄盖特。
1906年，《国际歌》正式传入俄国，为了便于传唱，翻译者只选用了其中三段。
1912年，在鲍狄埃逝世25周年的时候，列宁撰文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
1923年，刚从苏联回国、时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向导》编辑的瞿秋白，在北京满怀激情将《国际歌》翻译成中文。他也是选用了三段。其中的“国际”一词，曲谱很长，但汉字只有两个字，没法延续那么长时间。瞿秋白反复琢磨，改用音译“英特纳雄耐尔”一词，与曲调同步，马上好唱了。
1924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烈士陵园，由瞿秋白、张太雷领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国际歌》。在雄壮有力的《国际歌》声中，党的三大胜利闭幕。
由此，在党代会上高唱《国际歌》，成为延续至今的一个惯例。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成立时，曾将《国际歌》作为《国歌》。至于我们现在唱的《国际歌》，则是1923年由萧山从俄文转译、陈乔年配歌的。1962年，中国音协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有关专家，对《国际歌》译文重新作了修订。
《国际歌》不仅曲谱庄严、激昂，充满着气势和力量，而且歌词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将近100年来，《国际歌》始终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鼓舞着共产党人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些经典般的语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强大精神力量。
因此，当一次次党的会议隆重召开时，我们都能听到《国际歌》的歌声。
当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走向敌人刑场时，我们经常能听到《国际歌》的歌声。
1929年8月，彭湃与战友们高声齐唱《国际歌》，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走向刑场，英勇就义。
1935年6月，瞿秋白临刑前，沿途高唱《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
在今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革命烈士殉难处”的花岗岩照壁上，分别用蒙、壮、维、藏、汉五种文字镌刻着《国际歌》和《国歌》。
《国际歌》，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一路为初心和使命奋斗的典型标志。
无名英雄的奋斗和奉献
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两大基本的革命斗争形式：一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二是在城市，主要从事秘密的地下活动。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反抗国民党统治或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由于城市环境非常严酷，在城市开展地下活动非常艰难，也具有很多的特殊性。但在党中央领导下，各个地区、各个系统的地下党组织，积极领导城市工作、开展地下活动，包括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获取情报，输送物资、争取人心，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极大地支持了农村的武装斗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地下党的成员，有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有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党员骨干，也有满腔热血投身抗日和革命的青年学生。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区域、战线，从事或表面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从履历来看似乎是三教九流。但这恰恰是党的地下工作、秘密斗争的需要。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岗位和环境下，他们都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期盼、共同的意志、共同的责任——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虽然其中也出现过变节者、动摇者，但多数人都经受住了严峻斗争的考验，展示出崇高的革命品质。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党的秘密斗争包括在隐蔽战线开展的工作不能公布，许多从事秘密工作同志的英勇事迹也很少得到褒扬，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更多地宣传他们的事迹和贡献。
赫赫有名的“中央特科”，就是开展秘密工作的重要组织。它于1927年11月由周恩来在上海建立。特科的勇士们神出鬼没，斗智斗勇，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安全保卫系统，派遣人员打入敌人的情报系统，镇压叛徒特务内奸，搜集重要情报信息，虽然也出了顾顺章这样的大叛徒，但总的说来，还是为保护党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以陈修良为书记的南京市地下党组织，在国民党核心区展开斗争，积极发动各种形式的人民运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国民党的国防部二厅、保密局二处、军统南京电台总站、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作战处、美军顾问团、蒋介石的侍从室和专线接线员，以及国民党海陆空军司令部，都安插了中共党员和眼线，搜集了大量情报，策反了很多国民党要人。共产党员潘嘉镇打入国防部二厅副厅长郑介民家里做家庭教师，地下党的秘密材料竟然就藏在郑介民家里。到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冒险渡江，将获取的《京沪、沪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绝密情报，送交位于合肥的渡江司令部，为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发挥了特殊作用。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许许多多的地下党员都是无名英雄。他们所做的工作大多不为人知，贡献也不便公开，有的还受过很多误解和委屈。因此，他们是不忘初心、履行使命的佼佼者，永远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