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期间，美国总计有13万亿美元砸在国防技术研发，占美国政府科研经费70%。如此天量的投入，却仅仅创造了6%的GDP。
然而时至今日，全球科技链条中的许多关键技术，都源自当年的军事项目研发。包括日后苹果、谷歌、SpaceX等硅谷传奇的诞生，都与这些从体制“下海”的技术成果密不可分。
但是，从军事技术到商业技术，美国科技的“下海”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被吓出来的DARPA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首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这件本该值得全人类欢呼的历史性事件，却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慌，被舆论称为“红色月亮在美利坚升起”。
来自大众的恐慌，成了军备竞赛下的第一生产力。在媒体的煽风点火下，上至国会等政府机构和IGY等科研机构，下至制造业、服务业甚至文娱业显示出了空前的团结，“军民合力，齐心抗苏”成为彼时美国人生产与生活的主旋律。1958年1月9日，DARPA前身——ARPA（高等研究计划局）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亲自关照下正式诞生。
科研友好型的管理制度里，因为有一个“同仇敌忾”的共同目标，原本较为松散的高校与军方科学家也开始紧密协作。
一个直接的数据是，1968年的美国国家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较1958年翻了3倍。与此同时，研究性质也大量转向了以基础科学为主导。
在DARPA（1972年ARPA更名为DARPA）的精心策划与订单输出下，以生产卫星和火箭闻名的德克萨斯州和密西西比州成为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科技工业的重心。
但这一阶段的科研指挥上，基本还是政府唱独角戏，企业并未真正进入到核心科技的布局与研发中。DARPA此时可能也不会想到，其培育的阿帕网（互联网前身）、Shakey机器人（人工智能的起点）、CALO（Siri语音助手的前身）等技术，日后将会如此深远地改变世界。
反观同一时期的苏联，已经被军备竞赛折磨得不堪重负。重集权而非创新的科研体制，也给苏联科技持续发展带来严重阻滞。苏联走低后，美国独孤求败，一度也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强劲动能。这时，完成战后经济复苏的日本被“请”上擂台，围绕半导体和计算机技术，与美国展开新一轮地缘竞赛。
科学家“觅食”记
军备竞赛下，欧美各国发展科技的逻辑其实是比啥补啥，并不注重技术是否真的有商用价值。
1973年，英国一份《莱特希尔报告》出炉，对人工智能领域的诸多研究进行了严厉批判，带来了人工智能的“第一个冬天”。世界各国人工智能研究资金缩减，研究人员四散。在美国参议院的干预下，1975年担任DARPA局长的乔治·海尔梅尔也以“人工智能不能造武器打仗”为由，大砍人工智能预算，转而重金资助隐形飞机和空间武器技术。人工智能作为“非军事”项目转交给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此后若干年里，人工智能在美国体制内的根本性原创成果少得可怜。
但对这批被冷落的计算机科学家而言，办法总比困难多。
既然没有军用价值，那就自己做营销，寻找一些商业价值。在美国“政商旋转门”的助推下，这些抱团取暖的技术人才，成为灵感、资源与政策信息的容器和园丁，把计算机科学的种子撒到美国的市场土壤中。
DARPA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由于历任管理者懂技术懂管理，并有深厚的政商关系，通过旋转门在政、商、学界游说帮扶，成为这些前沿技术项目最早的“天使投资人”。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是六十年代担任DARPA信息技术办公室主任的利克里德，资助了“人工智能（AI）之父”麦卡锡和“智能增强（IA）之父”恩格尔巴特。
虽然DARPA不再拨给人工智能研究经费，但人工智能科学家们懂营销。在美国大学工资只发9个月的压力下，这些科学家们必须学会如何自己觅食，斡旋于各种组织之间，同时扮演科学家、商人、投资人，甚至政客等多种角色。
20世纪70年代初，DARPA对人工智能的长期资助改为每年评审后，图灵奖得主费根鲍姆所带的团队每次向DARPA汇报时都事先对词，并不会说自己真正的研究方向。但在费根鲍姆团队的“战略忽悠”下，医疗本行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莫名其妙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早期投资人，还培育出日后赫赫有名的DENDRAL专家系统。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随着科学家在政府机构、高校、企业之间的大量流动和多元化发展，为日后硅谷的产学研一体化奠定了历史传统。
一兴一衰的“双子星”
如今世人皆知硅谷。但实际上，七十年代的美国波士顿，还有另外一个与硅谷齐名的科创高地——128公路。
在国防订单的哺育下，硅谷和128公路在东西海岸各自繁荣，成为科技领域冉冉升起的“双子星”。最初两个园区内的企业都是高度纵向整合，一家公司就独自包圆了硕大的产业链，区内企业之间互动很少。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六家企业抱团作战，大力发展芯片。此时，整个硅谷乃至美国半导体行业陷入危机。
困则思变，习惯了单打独斗的硅谷企业开始朝“小而精悍”的方向改革，开始形成高度开放与合作的横向整合网。“硅谷网”让每家企业各自专精，共享技术、服务、设备、员工、知识。甩掉了“重复造轮子”的包袱，企业的能效和资产价值都被迅速放大。
128公路则固执坚持——变革没有发生，园区内依然充斥着同质化且各自为政的庞然大物，低效重复建设是常态。
冷战结束后，随着军品订单的急遽减少，这个曾经与硅谷分庭抗礼的科创高地已日渐式微。“双核”驱动的美国科技，此刻只剩下硅谷一家独大。
改变世界，并从中赚钱
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科创中心，“硅谷网”发挥了关键作用——开放、合作、共享成就了今日硅谷。
创新的基础是人才，硅谷人才大部分来自于附近的高校：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其中，斯坦福校产企业产值占硅谷总产值接近60%，大约有4万家企业可以寻根到斯坦福，这些企业的产值总和，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但是斯坦福并非生来如此风光。20世纪五十年代，斯坦福还只是所边缘大学，教授工资低，学校财政困难。时任校长特曼教授将1000英亩土地租赁给高科技公司兴建产业园，以换取更多学校运营的资金。条件是园区内企业必须与大学紧密合作、共同研发。
正是这一举动，让斯坦福与硅谷命运紧紧捆绑，走上了产学研一体化道路。
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在当时产业界的印象中，电脑是只属于政府、军方、大型企业的工具，反战运动中的科学家对此感到不满，于是努力将电脑发展到商用领域。代表性人物如史蒂芬·乔布斯和沃兹尼克，他们致力于改变计算机技术的运用方式——将微型电脑民用化。
1972年，克雷诺·帕金斯投入13亿美元风险资金使苹果公司成功上市，自此开启了风险投资时代。计算机技术给风险投资机构带来巨大甜头，也让“硅谷”成为创业者的天堂和金融冒险家的乐园。
围绕硅谷科技中心，逐步形成了联动整个美国的创新服务生态体系。以“产、学、研”为基础的硅谷，至此成为集合“政、产、学、研、用、金”多要素为一体，驱动美国创新经济的超级引擎。
这个明面上以民用技术为主的科技创新中心，背后还有一个称呼叫“美国国防科技的孵化加速器”。在DARPA的政策让渡下，硅谷在国防科技研发领域同样如鱼得水——体制内机构研发不出来的技术，DARPA往往以竞赛、投资等形式发包给硅谷。
硅谷倡导创新精神、头脑风暴、竞争文化，包容失败和倡导反思，一切都和DARPA的思想理念高度重合，甚至连最初的口号都一样：“改变世界”。后来，谷歌在后面加了一句：“改变世界，并从中赚钱！”当“赚钱”被喊进口号，体制的桎梏被打破，硅谷已成。
(摘编自“钛禾产业观察”公众号 任友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