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国内大循环”
提出要提升内需，而且以内需为主，与国际市场形成更好的协调，是日本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政策重点，也是当时的拐点。
这个时期，日本通过若干纲领性文件，并制定了一些新的宏观目标，而很明显的，其长期计划都是以扩大内需为轴心，要实现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
1985年，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出面组成了有17名委员的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研究会“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简称经构研。其于1986年4月7日提出了有关未来日本经济发展方针的报告书“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这就是著名的《前川报告》。在这个日本经济政策转型的重要文件中，提出“促进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
其后，各种相应政策文件陆续跟上。
1986年5月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推进纲要》；1986年12月，内阁协议会制定《调整经济结构的基础》；1987年4月，通过《经济审议会经济结构调整专门委员会报告》，也被称为《新前川报告》。
这些纲领性文件均指向日本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而其共同特点就是，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以使日本摆脱过分依赖出口的状态，提倡大力扩大内需，并建立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良好环境等。其含义无异于“推动国内大循环，形成双循环格局”。
新首相竹下登组阁后，制定了1988—1992年新经济计划，对内需扩大作了更周密的安排，进一步突出扩大内需的重要性。竹下计划的三大目标中的两个直接与“国内大循环”相关，一是提高国民生活消费水平，解决其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问题，特别提出要在住宅、公共福利等方面加强保障。二是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尤其是东京与地方的不平衡，提出要释放东京功能，加快中小城市和乡村的发展，扩大日本国内需求。
复杂而艰难的外因是触发点
日本之所以“突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和战略“转向”，有其深刻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既是日本经济“如火如荼”的年代，也是日本经济“如坐针毡”的年代。
也许当下的人们对《前川报告》不太熟悉，但一定对同年度发生的另外两件事耳熟能详。第一件事是，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日本1985年底的海外净资产余额为1298亿美元，超过世界主要债权国英国、联邦德国而居首位。美国同年出现1024亿美元的对外净负债额，成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第二件事是，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协议，即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赤字问题。这个协议被称为“广场协议”。
这两件事的发生，也有着深刻背景。
二战以后，日本政府确立了“经济增长至上”方针，以发展本国经济作为首要任务，而美国为了冷战战略的需要，也积极扶助日本发展经济。由此，产生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奇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6.9%，国民生产总值也跃居世界第二位。
但这个经济增长与“外需”依赖紧密相关。日本的贸易顺差迅速增加，到了80年代，用IMF方式计算，其顺差1980年是21亿美元，1985年达到560亿美元，1987年升至964亿美元。而对美顺差这三年分别为69亿美元、395亿美元和521亿美元。增长势头极快。
此时，日美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美国认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可以对美国世界战略起到物资性补充作用，但现在，反而变成了“挖墙脚”或“阻碍品”。美国指责日本使美国产业陷入危机。日本前外相曾将当时的气氛形容为“战争气氛”。
因此，日本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国际化”、“金融市场放开”、“内需增长”为主基本国策，力主结构改革。
同样复杂而艰难的内因才是关键
事实上，我们也不应该只看到，日本的问题，都是日美贸易摩擦在此间带来的压迫。日本自身的问题，也很多。
上世纪80年代是日本的盛世，也是盛极而衰的起点。很多人这么描述。而这种状态的发生，是有原因的。
日本70年代高速增长的关键行业是重化工业。1955年，重化工业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44.7%，1970年度增长到62.3%。这一时期的主要重化工业如钢铁、石油化学、汽车、家电、造船等，都是在欧美各发达国家已经确立的所谓传统产业。这些产业均属于规模效应高的大型生产产业，因此日本大企业竞相引进外国技术，追求规模最大化，从而在短时期内确立了自身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日本是资源贫乏型国家，需要大量进口。其能源中石油几乎百分之百进口，进口比例从1955年的20.2%迅速上升到1970年的70.8%，在1973年达到77.8%。其能源自给率则从70.6%急剧下降到16.5%。而出口中重化工业产品所占比重，在此期间从37.8%上升到72.4%，1980年升至88.5%。
因此，日本经济结构迅速演变为进口原料、出口重化工业产品的加工贸易型经济结构。
此外，由于土地改革，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此举虽提供了大批廉价劳动力，但巨大的垄断企业加上被“推”进城市的劳动人流，推进了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国际规模竞争力，带来了增长奇迹，却也埋下了劳动关系僵化的隐患，以及对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
到了70年代后期，支撑高速增长的国际结构已经在崩溃。全球在滞胀，国际关系紧张，石油战争爆发。日本的造船、钢铁、铝业、精炼石油等成为结构性萧条产业。
这时，日本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反而想要刺激经济，大量发行国债，并进一步强化了垄断型大企业的地位，垄断资本加强了对中小承包企业的改组和吞并以图走出危机，导致政府债务危机、中小企业破产加剧、不稳定就业人口增加。
改革就像是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实现双循环，有经验也有教训
改革刻不容缓。
首先，在财税政策上，政府加大扶持和让利的力度。日本政府及时进行了税制改革，主题就是“降税”。1987年，日本减税1.5万亿日元。1988年，减税超过2万亿日元，旨在鼓励消费、扩大内需。此外，尽管连年财政赤字，但日本在扩大内需方面的财政支持不减反增。
其次，金融市场化改革力度加大。金融领域原有的种种限制被放开。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加快，对金融活动的直接管制也大大减弱。1986年，日本对各金融机构发行可转让大额存单最高余额从自有资本的25%扩大到200%，外国银行分行从元计价资产的10%放宽到100%。放松金融管制使日本金融市场变得活跃，为扩大各类生产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接下来，日本以住宅建设、城市生活环境改善为重点的公共事业投资大幅度增长。二战后，日本就在国内社会公共设施方面有较大发展，但与发达国家仍有一些差距。此次改革瞄准社会公共设施，旨在以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来扩大内需。财政大量投入，以增加公共设施的数量，同时提高公共设施的质量，以满足社会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要。
更为关键的是，广泛的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企业的活力。政府缩减了包括钢铁、石油等在内的产业规模，扶持电子通讯、计算机、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产业，使社会上投入和投身于这些新兴产业的资金、人力资源越来越多。同时，疏散东京、大阪的部分功能，向中小城市辐射。
至于结果，我们从历史中都看到了。
在贸易顺差方面，事实上虽然作为改革的触发点和重点事项，但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贸易顺差并未就此缩小。
在资金方面，对外投资剧增，对内投资也剧增，加上汇率等原因，市场一时繁盛无匹，但也埋下了“泡沫”，而在后来带来“失去的十年”。
在科技方面，日本在材料科学、尖端机器人等关键科技领域，都拥有巨大科研实力，其相关企业的技术能力及发展也相当不错。尽管目前似乎相对“式微”，但产生过许多影响全球商业格局的企业和技术、产品，其电器、汽车等也成为了全球最有市场的产品之一。而其作为发达国家，明显完成了从外需拉动到内需提升，内外循环联动的“双循环”改革。
总体而言，日本从“外需拉动”到“内外双循环”，其改革有经验也有教训。放开市场，抑制投机，鼓励创新，可以说是日本实现“双循环”的三大法宝。
（摘编自澎湃新闻 万喆/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