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来到中国，但毕生都在关注中国。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不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问题就同马克思恩格斯结下了不解之缘。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同时，深刻思考着被压迫的东方民族自我解放问题。他们关于中国的论述成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深深影响中国。从1937年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论述就以中文结集出版，后几经增订。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修订再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和奥地利维也纳《新闻报》的18篇关于中国的文章，以及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著作书信中关于中国的论述。这些文字寄托着革命导师对于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古国的情感和期望，对于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很有启发。
这些论述以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坚持捍卫道义和真理的鲜明立场。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们利用当时的进步报纸，揭露真相，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媒体的虚伪，为素不相识的东方国家主持正义。马克思逐条分析了作为导火索的亚罗号事件的始末，对中英双方的照会和行动、英国国内的争论和报道逐一研究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这场战争完全是英国政客出于卑劣的目的强加给中国的，“无所顾忌地任意把人命送上虚伪礼节和错误政策的祭坛，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丑恶和卑鄙的。”他痛陈鸦片贸易败坏品格、腐蚀思想、毁灭灵魂，比奴隶贸易更加卑鄙，揭露了英国人战争中的残暴行为，指出中国进行的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而为虎作伥的西方媒体“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同现政府紧连在一起”，诱导普通民众，让他们“把政府和报纸塞给公众的一切胡说吞咽下去”，彻底揭开了西方政客和媒体的虚伪面纱。
这些论述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深刻揭示了古老中国衰落和失败的原因。对于在外来侵略下丧权辱国的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端起历史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审视这个国家的表象、机理和制度，剖析了其衰落的思想、政治、制度和文化根源。一是社会基础停滞，中国历史就像是一块活化石，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夺得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导致没有发展、运动，只能靠鸦片战争这样的外来冲击警醒。二是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就像封闭起来的木乃伊，接触到新鲜空气必然解体，清王朝把自身命运错误捆绑于封闭政策上，不仅阻碍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社会变革，更使人的思维方式因循守旧、僵化消极。三是政治制度和行政机构严重的腐败现象。“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腐败作风是同鸦片烟箱一起“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于是官员在国家危难之际坐收渔利、阳奉阴违，彻底“侵蚀到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导致统治权的彻底丧失。
这些论述以大历史视野审视中国，阐发了世界主义的整体认知。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形成，历史完成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西方和东方任何一个事件都具备世界意义，火药和印刷术促进了德国手工业的繁荣，英国发明的新机器夺去了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相隔万里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也可以通过黑格尔所说的“两极相联”方式建立联系。马克思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坚信：“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恩格斯在甲午战争后则从中国全面开放导致剩余劳动力激增、加剧社会矛盾的角度，深信：“这次中日战争能使我们在欧洲的胜利至少加速五年并使它空前顺利。”
这些论述以乐观主义的精神，对中国和东亚的未来提出了希望和预言。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了一些欧洲人发回的报道，发现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也出现了重新分配财产甚至完全消灭私有制的要求，他们以此为契机，从辩证法的思维，透过晚期中华帝国的社会危机，看到了破而后立、涅槃重生的希望，认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他们对中国诞生社会主义作出了预见，相信社会主义必将有在中国胜利的那一天，甚至给未来中国起了一个“中华共和国”的名字。他们甚至从全球体系变革的角度出发，对亚太地区的活力作出了预测，认为“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
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有力印证了革命导师的预言，也有很多成就和变革，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的理解。重温这些论述，最重要的是体会贯穿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历史是一个二律背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道德善恶为转移，光明前景靠曲折过程实现。唯有从客观实际的社会运动、矛盾变化、物质基础和历史方位出发，才能洞悉规律和大势，顺应潮流勇毅笃行。（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