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表面上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从宏观上来看，中央八项规定是治国理政的一块试金石
●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8年来，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深入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力度不减，正风肃纪风劲弓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扫除过去许多长期积累的顽疾
●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党员干部“不敢”的问题已得到根本性解决，“不想”“不愿”也越来越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内在自觉，但不良作风隐形变异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反弹回潮的隐患和压力也客观存在
2020年12月4日，中央八项规定出台8周年。
8年前，人们很难想象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着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能够在中央出台一则短短的“八项规定”后得到根本性改观。
8年来，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深入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力度不减，正风肃纪风劲弓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扫除过去许多长期积累的顽疾。
据新华社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共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37.5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51.8万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32.6万人。
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20年10月底，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8.3万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27.1万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5.7万人。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中央八项规定蕴含的政治智慧和治理经验值得总结，下一个阶段如何巩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值得探索。
八项规定制度不断完善
祛除沉疴痼疾成效卓然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
一场激浊扬清的风气巨变自此开启，一以贯之、驰而不息。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来抓，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这8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整治四风问题。主要是针对表面性、明显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符的违规违纪行为开展整治行动，主要集中在2013年和2014年；
第二个阶段，主要整治官场的顽疾、政治生活中的痼疾以及备受老百姓诟病的不良作风问题，围绕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工作，主要集中在2015年至2017年；
第三个阶段，主要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向下深挖了一层，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强调廉政到不断强化勤政，从碎片化问题整治到整体性制度重塑，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九大之后。
在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看来，这8年里，在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过程中呈现出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坚持不懈地巩固中央八项规定的成果，毫不松懈；二是每年都有新招数，不断释放新信号。
“这8年，是中央八项规定制度不断科学化、精准化的一个过程，并且在不断地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在宋伟看来，中央八项规定在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改变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作风建设存在的一些沉疴痼疾。
“中央八项规定改变中国已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这也是经过8年实践所证明的。首先是改变了党员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使得党员领导干部的思维模式、思想状态与整个改革的要求更为契合，真正把干事创业摆在第一。其次是改变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模式，让大家更加崇尚廉洁价值，把廉洁自律作为行为的底线。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官场生态，破除官场潜规则，从个体行为到整体生态，从点点滴滴到蔚然成风，恰恰体现了中央八项规定的成效。”庄德水说。
也正因为如此，国家统计局2019年11月进行的民情民意电话调查显示，98.3%的受调查对象肯定党中央带头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的总体成效，97.3%对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好转表示满意。
不良作风更趋隐形变异
反弹回潮隐患不容忽视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
今年以来，在五一、端午、中秋、国庆前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分批曝光20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据统计，截至6月24日，今年上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共通报曝光355起“四风”典型案例，其中涉及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295起。
从通报的295起典型案例来看，发生在党的十九大之后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占68.9%，这说明一些干部特权思想尚未根除，高压之下依然顶风违纪。通报案例表明，违规吃喝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严查享乐奢靡之风、整治违规吃喝问题丝毫不能松懈。
为了逃避监督，一些老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以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为例，党的十九大后，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中，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问题从2017年的9087起，下降到2019年的7666起，“车轮歪风”得到有力遏制，但隐形变异和改头换面问题凸显。从通报的案例看，涉及违规配备和使用公车的36例中21例是私车公养。有的私车加公家油，有的私票公家报，有的私车租给公家。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认为，相比于传统的腐败方式，“会所中的歪风”“舌尖上的浪费”“车轮上的腐败”对官员的蚕食是悄无声息的，其严重影响党风政风，带坏了社会风气，导致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风气蔓延，有悖于反“四风”的规定，既直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腐蚀党政官员队伍，又被广大群众深恶痛绝。
“从近年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很多腐败分子的腐化堕落，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往往是从‘四风’问题或者小贪小腐开始逐步走到腐化堕落境地的，在推杯换盏中放松了警惕，在小恩小惠面前丢掉了原则，在轻歌曼舞中丧失了人格，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彭新林分析，因此对于“四风”问题、轻微腐败现象，要坚持露头就打、打早打小，防止小贪成大贪、小腐变大腐，决不能对小贪小腐问题适度容忍甚至“网开一面”，这样很容易养痈成患，最后必然会出大问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也表示，中央八项规定出台8年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党员干部“不敢”的问题已得到根本性解决，“不想”“不愿”也越来越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内在自觉。但是，不良作风隐形变异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反弹回潮的隐患和压力也客观存在。
比如，从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来看，有的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考关头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敷衍应付、作风漂浮，搞形式主义；又比如，党员干部不能违法乱纪，不能乱作为，但以此为借口就索性不作为，还美其名曰“守规矩”，这就不仅仅是行为懒的问题，恐怕要用“四个意识”来对对表；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少数地方存在懈怠心态等。
究其原因，宋伟认为这和“四风”问题的复杂性、顽固性密切相关，“‘四风’问题的很多特征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成为突出问题”。
“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从表面转到了地下，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载体不断发生变化。比如送礼的形式越来越虚拟化、隐蔽化，吃喝的形式越来越隐蔽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样如此，因此在判定一个问题是否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时也存在一些新的挑战和困难。”宋伟说。
“‘四风’问题树倒根存，特别是公款吃喝等问题禁而不绝、时有反弹。作风建设就是要从这些干部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抓起，从小处着眼，把一件件小事做好，才能让好的作风成为一种新常态。”彭新林说。
为此，彭新林提出了四方面建议：
一是执纪必严，对于典型问题，强化通报曝光和震慑警示，营造“不敢”氛围。
二是党员干部加强道德自律时刻紧绷党纪国法这根弦，摈弃特权思想，抵制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坚守底线，筑牢防线，确保不碰高压线、不踏雷区。
三是健全制度。比如在反“四风”中，很多地方进行有益探索，出现了很多有效管用的实招，可将这些有益探索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使之成为党规国法的重要内容。
四是加强监督。要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社会监督渠道，以人民满意为标准，让群众来检验。同时，把党内监督和专门机关监督等职能监督相结合，做到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跟踪到哪里。
重点发力治理特权问题
常抓不懈加强作风建设
8年探索、8年坚持、8年积累，成绩来之不易，更需巩固拓展。8周年，是启航新征程、扬帆出发的再动员。
“下一个阶段，是巩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要推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升级，就要着力治理、消除特权问题和作风问题。”庄德水说，“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说到底是一种特权的行为，有些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想参与或者想公款吃喝，想公车私用等，其实就是一种特权思想和作风在作怪。本质上是个别党员、领导干部没有摆正位置，没有正视手中掌握的权力。”
在庄德水看来，下一个阶段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表层性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问题，而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背后的特权问题。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能不能切实得到贯彻落实，不仅是关系到我们国家政治公信力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治国理政成效的问题。从表面上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反对‘四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从宏观上来看，中央八项规定是治国理政的一块试金石。”庄德水说。
在庄德水看来，下一个阶段，重点要在不敢腐、不想腐方面有新的突破，不能腐涉及制度建设，不想腐涉及党员领导干部内心的自觉。从整个反腐规律来看，不想腐应该是最高的境界，不敢腐只是初期目标，不能腐是有效保障。
“关键在于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决心和毅力，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在‘常’‘长’二字上下功夫。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经常抓、长期抓。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有些滋生腐败的体制弊端、机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尚未有效消除，一些深层次问题依然有待破解等。这些现象和问题的存在，从根本上决定了要解决好作风建设问题，必须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彭新林说。
彭新林提出，作风建设还要突出重点，要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就基层来说，尤其要注重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如强占掠夺、贪污挪用等突出问题；如扶贫领域虚报冒领、截留私分、挥霍浪费问题；如超标准范围向群众筹资筹劳、摊派费用、克扣群众财物、拖欠群众钱款等突出问题；土地征收和惠农等领域强占掠夺、贪污挪用等严重问题；在涉及群众事务时吃拿卡要、欺压群众等严重问题。
宋伟则给出了三个方面的着力点：一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中央八项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是否还存在一些问题，瓶颈到底在哪里；二是进一步补充完善中央八项规定配套体系，让每项规定都能够找到充分的支撑；三是形成更有力的压力传导，在基层也能让“四风”发生根本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