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当前，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及超常规逆周期调控政策需要，我们必须把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提质”基础上“扩量”，实现“提质”与“扩量”并举。
提质量、促效益
投资效益是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所投入成本之间的比值。如果投资的成本较低、产生的收益较大，则可视为投资更有效益。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是提质与扩量的有机统一。提质是扩量的方向，把投资效益放在突出位置，在此基础上推动规模扩大和速度提高，能有效带动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高效率企业、产业和区域加速流动和汇聚，拓展新空间、塑造新优势；扩量是提质的基础，面对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趋势，投资对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发动机作用凸显，能够带动国内需求扩大、实现供需动态平衡，改善主体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强经济活力，进而实现扩量基础上的提质。必须统筹把握做大规模与提升效益的关系，促进投资数量和质量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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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需求。需求是投资的牵引，也是投资的方向。提高投资效益，需增强投资的“市场适应性”，根据市场需求和结构升级需要优化投资结构，减少盲目性、重复性，避免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
投资有回报。增量资本产出率是衡量投资效率的主要经济指标。增加产出所需的投资越少，增量资本产出率越小，投资效率就越高。提高投资效益，就是要积极引导各类资金合理配置，着力扩大有合理回报的投资需求。对于公共属性较强的政府投资项目，应充分考虑财政支出能力和实际发展需要，建立适应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要求的回报机制，避免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扩投资。
投资有约束。投资必须考虑发展基础、现实条件和面临风险，这些都是“硬约束”。截至2024年12月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7.54万亿元。考虑到土地财政已难以为继，未来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约束会持续增强。因此，提高投资效益，应关注投资风险，充分考虑债务负担等约束条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保政府投资计长远、可持续。
投资有底盘。提高投资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聚焦民生保障，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持续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稳增长、促发展的重要抓手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投资状况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结构。提高投资效益，能够拉动就业和消费，有效刺激经济增长，稳定周期波动。
实现资本循环的重要基础。一般来说，产业资本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式实现价值增值。没有投资的有力保障与循环接续，资本循环就会出现堵点断点。提高投资效益，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使高效能企业、产业和区域获得更多优质生产要素，实现有潜能的消费与有效益的投资相互促进、存量资产与增量投资统筹联动、适度债务与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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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提高投资效益，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识别、优选作用，优化投资的利益导向及资产配置；有利于统筹防风险、强监管、促发展，让投资者有创新创业意愿、有稳定预期；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提高投资效益有助于优化要素配置结构，增加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投入；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促进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有助于优化融资结构，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便利、实用、多元的资金渠道，进而创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局面。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抓手。扩大有效益的投资，能够帮助经营主体建立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理念，促使投资者更多关注市场需求、合理回报和债务可持续性，使其决策和行为符合市场规律，从根源上减少低效、无效投资。
投资效益亟需提高
近年来，我们的投资效益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这里面既有周期性、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性和制度性原因。
从投资整体回报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2008—2022年，我国GDP全球占比平均为13.4%，资本形成占比高于GDP占比平均为9.5个百分点。2008—2023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从2.84提高到9.44，投资效益整体趋于下降。
从政府投资带动看，近年来，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有所下降。一是地方配套支持有所减弱。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中央政府资金实际拉动地方投资能力减弱。二是地方专项债项目难以充分发挥政府资金的带动效应，吸引的民营资本投入有限。三是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国债和地方债项目大多由央企国企和地方平台公司承担，民间资本参与难度较大。
从投资供给质量看，长期以来，各地追求传统产业投资规模扩张和低价竞争，导致供需严重失衡，产品低价竞争，企业利润微薄；光伏、储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存在相对结构性过剩，高端领域投入不足，应对“卡脖子”的能力不强。医疗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领域的服务体系不健全，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需求。
从投资的获得感看，各地进行了长时期、高强度的投资。但是，一些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并未全部用于最紧迫、最关键的国家战略和基础民生领域。这些无效投资事实上挤占了基本民生保障投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从投资约束看，截至2023年末，我国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为70.77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54.7%。如果加上地方政府负有偿还义务的隐性债务，负债率还会有所增加。每年还本付息的负担较重，用于借新还旧的再融资债券占比持续上升。
精准发力、量质齐升
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需抓住主要矛盾，找准突破口，明确优先序，强化系统性，形成政策合力。
完善需求侧调控方式。发挥好政府投资作用，以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进而带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发挥中央预算内资金、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的政策合力，考虑扩大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满足适应发展需要且有一定收益项目的需求。同时，发挥好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资金回报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
推动供给侧质量提升。一方面，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加服务群众的消费、居住、就业、教育、育幼、养老等领域的投资，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以科技创新投资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壮大，通过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成熟和扩散，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释放更大增长潜力和动能。
健全项目管理体制。坚持先评估后决策，广泛听取意见，做好多方案、多维度的论证研究，择优提出项目建设实施方案。通过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运行监控、事后绩效评价与结果应用，确保项目执行可查、可控和资金使用科学有效。优化资源统筹平衡和成本收益平衡机制，促进设施一体化综合开发。进一步完善公用事业价格机制，推动形成合理稳定投资回报。
激发投资主体活力潜力。既为各类投资主体松绑，突破条条框框，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投资意愿；又通过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重要事项公示制度、投资效益评价体系和标准指引等手段，增强投资责任约束。营造扩大有效益投资的社会氛围，将投资者决策和行为纳入追求效益的轨道，更好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