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花”的棉裤
那些年的冬天,犹如翩翩起舞的雪花,纷飞在岁月的天空不曾消融。
乡村的冬天,还没等庄稼收割完毕,它就已蹑手蹑脚地出现在即将裸露出黄褐色胸膛的田野上。
早上推开门,邻居屋顶上薄薄的银霜便映入眼帘。村道两边,枯黄的小草上也被均匀地撒上了盐末般的白霜。屋后柿子树上,精巧别致的“红灯笼”们,在稀疏的树叶衬托下,多了几分惊艳。
每到此时,村里的女人们便开始忙碌了。让她们忙碌的,不是地里的庄稼,不是厨房里的锅碗瓢盆,而是裁衣剪裤的针线活。
她们将浆洗好的衣物拿出来,有条不紊地张罗着给家里的男人、孩子们缝棉衣。有些也会趁机把浆洗过的棉被,拿过来一起缝补。在秋收后的村庄里,在向阳的院落里,总能看到三三两两低着头飞针走线的女人。院坝里铺着的晒席上,一根根银针在穿梭,一缕缕细线在飞舞。在她们灵巧的素手中,暖和的被子,厚实的棉衣,被她们仔细地拼凑,认真地连缀。她们知道冬天要来了,得先把家里男人孩子给拾掇暖和。孩子们长得快,棉衣短了,得找颜色相近的布接一截。男人们的棉裤薄了,得把刚收的棉花弹好再絮上些。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可不能冻着。
而此时,母亲也开始为我们准备过冬的衣裳了。因家里劳动力少,她白天得随父亲下地干农活。只有在晚饭后,才能挤出时间给我们缝棉衣。缝棉衣时,母亲时而用针在鬓角划过,时而用牙去咬打完结的线。虽说是在晚上缝制,但这并不影响母亲的手艺。那细密而匀称的针脚,合体大方的裁剪,穿在身上就算不套外衣,也丝毫不显臃肿和寒碜。母亲的针线活,常被村里的大婶大娘们夸赞。
多年后依然记得,我好几次半夜醒来,总见母亲还在灯下忙着飞针走线。昏暗的灯光,把母亲熟悉的身影映在墙上,拉得老长老长。当母亲将棉衣棉裤缝好后,会先让我们穿在身上试大小。当看到我和妹妹穿上棉衣棉裤,伸胳膊蹬腿地给她看时,母亲便会细心地询问我们穿上紧不紧,有没有哪儿不舒服。我们刚穿上棉衣棉裤时,总是有些笨手笨脚。早晨起来梳头,胳膊也抬不起。
儿时的乡村尽管基调单调苍白,却丝毫不影响我们淘气。每到冬天,我们常约上村里的小伙伴,去村后的山坡上玩耍。村后的山坡,是一座坡度较为缓的小山丘,我们常会趁大人不在家时,偷偷跑去山坡上“溜滑滑梯”。我们先排好队蹲下去,后面的人用双手扶住前面人的肩膀,一排排地“哧溜哧溜”从坡顶溜到坡底。然后乐此不疲地爬上坡,再从上面溜下去。这样来回往返,玩得不亦乐乎。
直到村子上空飘荡起大人们的呼唤声,我们才知道该回家吃饭了。当我们余兴未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在同伴们的嬉笑声中,才发现我们当中一个小伙伴刚穿没几天的新棉裤,已被“滑滑梯”磨破,屁股上“开花”了。在我们善意的哄笑声中,小伙伴有些难为情地挠挠后脑勺,再摸摸棉裤上的破洞。他知道,回家去至少一顿训斥是逃不掉了。
顽皮的我们,又怎会知道母亲们缝棉衣棉裤时的辛苦呢。
透风的窗
山乡的冬晨,是在此起彼伏的鸡鸣声中被喊醒的。
我们上学时天还未亮,四周一片漆黑。偶尔抬头,还有依稀可见的星辰悬挂天际。冷冷的风,吹过毫无遮拦的田野,冷得我们缩起脖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被冻得硬邦邦的田埂上。斜背在肩上的黄挎包(书包),也在我们有些踉跄的脚步里来回晃动。路边光秃秃的树木和笔直的电线杆,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影影绰绰地伫立着,让人莫名的有些惧怕。等走到学校,天际才慢慢露出些许曙光。教室里没安电灯,早到的我们只能拿起书,在屋檐下借着渐起的晨光早读。
教室虽是红砖灰瓦的半新房子,可墙上的窗户都是没有玻璃的。每当冬日来临,呼啸的寒风便在刷了油漆的红色窗檐和钢筋间肆意穿行。每到此时,老师便会安排我们从家里拿塑料纸来钉窗户。所谓的塑料纸,也就是家里种地买肥料用过的塑料袋。拿出来放在水中冲洗干净,便可拿到学校来用。钉窗户时,老师会给我们详细分工。有人负责带塑料纸,有人负责带钉子和小竹片,有人负责带锤子。因为钉窗户时,这些东西缺一不可。
其实,我们并不喜欢在窗户上钉塑料纸。那一张张来自不同家庭的塑料纸,颜色不一,薄厚不均。薄的洁净透亮,厚的灰黄陈旧。钉上塑料纸的窗户不美观不说,还会影响教室的光线。但若不订塑料纸,从左右墙上十多扇窗户里灌进教室的冷风,足以让我们整个冬天瑟瑟发抖。更何况我们的学校,还屹立在九里岗的山梁之上。一到冬天,那横冲直撞的西北风,不知要刮多少次。若不钉上塑料纸,那些透风的窗,会让教室和荒野一样寒冷。
当窗户钉上塑料纸后,教室里光线虽暗了下来,但寒风便立刻被挡在窗外。尽管只是层薄薄的塑料纸,教室里还是会暖和很多。那时的我们,也只是些十三四岁的顽皮少年。钉在窗户上的塑料纸,还没等冬天过去,就会被调皮的男生用笔尖或小刀给戳出些奇形怪状的窟窿来。那被捅破的塑料纸,仿佛成了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冰冷而又木然地面对着冬日里呼啸的寒风。每到此时,坐在靠近窗户的同学总会被冷风吹得直哆嗦。
直到明媚的阳春三月到来,教室窗户上那早已破败不堪的塑料纸,才会在老师的指导下,被同学们清理干净。到了此时,这透风的窗吹进来的,不再是彻骨的寒意,而是漫溢花香的和煦。
长冻疮的手
清晨,村庄在乳白色的浓雾里睁开了惺忪的眼。太阳用那早失去了温度的光芒,漫不经心地照耀着大地。田野里,田垄里的油菜和小麦,抖落身上的风霜后,又精神抖擞起来。小河边,几个放学的顽童,嬉笑着把刚从小河里捞起的冰凌,放进各自嘴巴里,“嘎嘣嘎嘣”地嚼着。村头歪脖子柏树下,那口百年老井,正冒着袅袅热气。井台上,一群叽叽喳喳说笑着的大姑娘小媳妇,正在井边洗衣淘菜。她们都喜欢老井的水,因为这井水能在数九寒天里,也能温温润润地升腾着热气。
看着她们动作麻利地洗洗涮涮,我不由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它们被冻得又红又肿,就像放了酵母的发面馒头。从小到大,我的手一到冬天总长冻疮,有些地方还会裂开一道道口子,若是气温稍有回升,手上的冻疮便痛痒难忍。
父母时常在田地里忙碌,只有晚饭一家人围坐在火盆旁时,母亲才会拿出些被切成片状的白萝卜片,放在火炭上翻来覆去地烤。烤得白萝卜片“滋滋滋”地冒热气时,便递过来让我放在手背上捂冻疮。听说这个偏方可以治冻疮。
虽每次都按她的嘱咐去做,可手上的冻疮却依然未有好转。每次去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轻易把双手伸出来,怕别人见了笑话。后来,母亲看我那双红肿的双手实在心疼。便将家里买盐的钱省下来,悄悄给我买了双手套。那是一双桃红色的手套,里面有着乳白色的厚厚绒毛。虽然我红肿的双手戴上去紧了些,可确实暖和了不少。平时我根本舍不得戴,只有出门或走亲戚时才偶尔戴上一会儿。
我那满手的冻疮,在用了许多土方后依然如故。只有在春暖花开时,它们才会悄悄愈合……
眨眼间,许多个冬天已不知不觉从指缝间溜走了。可那“开花”的棉裤,透风的窗和长满冻疮的手,却总在每个冬天记忆深处沉沉浮浮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