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任何一个新论断的提出都是建立在深厚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实践，让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实现了“两个行”，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守正创新。深刻领会这一新论断的真理光芒，需梳理“两个行”的提出及生成逻辑、“一化”到“两化”的表述变迁及其时代深意，这对进一步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行”到“两个行”的表述变迁及生成逻辑
“两个行”是一个新论断，是因为在“第一个行”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个行”， 简单梳理“两个行”的提出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其在时代语境下的生成逻辑及深刻内涵。
新时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成就探讨了“能”的原因，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独特优势探讨了“好”的道理，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及价值。党的十九大以来，学界明确地提出三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并将其作为理解当代中国和新时代中国的重要线索。
观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
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述三个问题不断深化、创新。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这是首次用陈述句将“能”“好”“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是首次用归根到底4个字诠释“能”“好”与“行”之间的因果关系。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进一步诠释了“马克思主义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之间的内在逻辑，这是“一个行”到“两个行”的理论准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两个行”，前者是后者的出场逻辑，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支撑，二者相互区别又内在统一。一方面，“第一个行”是“第二行”的出场逻辑。从实践维度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中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国家到民主法治国家的重大转变；从文化维度看，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判准，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从理论维度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阐明了一系列观点，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信仰且践行这种理论，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每一次的飞跃都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守正创新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第二个行”是“第一个行”的重要支撑。从哲学维度看，“第二个行”是特殊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正是特殊具体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让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今天更具说服力。从世界的维度看，资本在开辟世界历史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矛盾也随之外溢，面对世界性的难题，“第二行”体现出的中国智慧、中国使命，为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提供了新的选择。
“一化”到“两化”的表述变迁及时代深意
在“两个行”中，包含着两个关键词，即“中国化”“时代化”，其经历了“一化”—“三化”—“两化”的表述变迁，从时间维度进行梳理，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其表述变迁背后蕴含的时代深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将《论新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命题的正式提出，并以此确定毛泽东同志对这一理论命题的开创性、奠基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历时39年，我们对指导思想的认识经历了从盲目性阶段到自觉性阶段的发展。这一命题就如何处理好先进理论与中国实践问题给出的科学回答，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才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送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去。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提出。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时代化的重大命题，并强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也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三化”并提。“中国化”强调的是空间维度，这个空间指“中国”；“时代化”命题强调的是时间维度，可以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基本国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实践，以及中国时代特征等，因此，在中国空间维度中谈“时代化”命题，是内蕴于“中国化”命题之中的；另一方面，现实中中国不可能孤立存在，如果将其放在世界历史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看，“中国化”就不能内蕴“时代化”的全部内涵，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出“时代化”命题。
“三化”的表述沿用了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党百年推进理论创新的成就之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明确进行整体概括的是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党的二十大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全面阐释，并指出“两个行”的新论断，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我们一直关注时代的发展、世界的变局，但受限于经济落后的国情，当时的中国，无论是世界方位和国际地位并不在时代发展前端，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始，我们并未强求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当时中国更需要做的是关起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这一时期我们更多的是强调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的一面，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的意义。
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时代主题变为和平与发展，“时代化”这一命题就开始进入党和人民的视野。改革开放30年，我们用中国实践证明了中国实力，2009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33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高于所有国家，位居第一，成为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话语权大幅提升。不管是美国、欧洲及一些国际组织都认为，离开中国的全球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几乎所有重大事务都有中国的参与讨论和解决。这个时候“时代化”命题已经突破中国空间维度，来到世界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层面，“中国化”就不能内蕴“时代化”命题的全部内涵，因此，我们要单独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世界性的一面也显现出来。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意义及世界意义。
过去五年以及新时代十年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提出，从“三化”到“二化”绝不是命题的增减，而是命题的升华，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大众化”强调理论内容的宣介阐释，“中国化时代化”连用强调理论内容的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用“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替代了“大众化”的表述，对“大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样的表述调整更合理。二是“三化”并提时，“中国化”与“时代化”中间由顿号隔开，旨在说明其并列兼容，但存在差别，“中国化时代化”连用，顿号去掉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三是这样的表述可以体现两个地位，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21世纪中国在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地位。因此，洞察历史大势，把握历史主动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时代使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也将成为世界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引领时代前行的思想武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意义、世界意义及时代意义。
（作者单位：汉中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