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9年的某一天，大概早上8点多的时候，加班熬了一个通宵的我刚要进入梦乡，手机响了，我迷迷糊糊地接了电话。
还没开口，对方就是一通连珠炮地责问：“你咋不接电话呢？我给你把社长的电话发过去都3个月了，你为啥不和人家联系呢？你是看不上这活还是嫌弃啥？我发现你们这些但凡能拍个片子的都‘牛’得很！我只是想给你们拉个‘托’牵个线嘛！干个事情咋这难的！”不等我插嘴解释，电话就给挂了。
打电话的是薛保勤，看来真的生气了……
薛保勤是文化名人，钟情且擅长文学创作，写歌作诗，成果颇丰。
前些年，我老想沾一沾名家的光，常厚着脸皮给薛保勤说：“日后您写的歌我来拍个MV嘛”。后来他看我诚心实意，就让我“试活”了几把，做出来的歌曲MV得到了薛保勤的认可，表示“还行”，就要给我钱，说：“给个功夫钱，这种活都论分论秒计费呢，我是‘自愿者’，钱没有多也有个少。”
跟薛保勤这样的文化大家交往，是我求之不得的学习机会，学费都不缴我咋能反而收钱呢。一来二去时间长了，他总觉得好像亏欠我，老是要找机会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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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他说：“《当代陕西》杂志社最近派了一个记者到农村蹲点80多天，写了一部报告文学《我们的村》准备出版，请我给书写个序，我看了，作者笔头相当硬，故事也相当精彩。我建议把这个好故事再提升一下，跟你联系把这个村子拍个3集专题片，一来发挥你对农村题材把握的特长，二来也算给你拉个活。但你不能‘心黑’光想赚钱，要是拍砸了，我这脸面就丢了。”他给了我电话，叮嘱说：赶快主动和杂志社联系。这个“托”就算是拉上了。
接这个活的时候，实话说，我当时心里很怯火、害怕。原因有三：其一，这几年我给政府机关拍了不少宣传片，活儿都不难，难过的是要翻来覆去地“改”，做了很多无用功，简直把我改疯了；其二，“要见树木且见森林”的要求，这个度很不好把握；其三，万一弄不好丢了人，日后都没脸见薛保勤了。实在忐忑不安，心里“呜哇绿哇”总是弹棉花，就迟迟没有给杂志社回话。
3个月后就发生了开头接电话插不上嘴的那一幕。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不久，薛保勤创作了一首抗击疫情的歌词，问我能否配个MV。我一口答应了，歌词令人感动，我用了10天交活。
在此期间，薛保勤只字未提杂志社专题片的事。但我的团队六、七个员工要吃饭呢？没有活干，工资咋发？厚着脸皮，我给社长打电话说明我的意图：片子可以拍，但我想把专题变成纪录片。
薛保勤说：“专题片也好，纪录片也罢，我不管，题材是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伟大转折，看看北方农村的平均状态就行。你可想好了，钱就这么多，你要省着花，把事情办‘洋火’。脚本和拍摄方案啥时候交呢？”我说只要你同意，我很快就可以拿出来。
其实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想的是带领团队的伙计们去农村一边干活一边躲避疫情，挺好。在杂志社领导以及薛保勤的叮嘱声中，纪录片《重泉纪事》（最初的片名）项目就上马了。接下来，拍摄方案怎样写？脚本怎样写？啥时候交？成了我的心病。
二
“你说你啥时候能交？你可不敢盲目地拍，见啥拍啥！这都要有脚本，我要让同志们审你的拍摄主题呢！”薛保勤又催我了。我说，我驻村调研才3个月，没有完成呢！我咋给你交？
“人家3个月都出了一本书……我要的脚本3个月了影子都没见，不行，礼拜一你回来，到省委来咱们开个会。我写了一辈子的字，难道我啥不知道？”薛保勤又把电话挂了。
一场“拧螺丝”的大会开始了。“人家杂志社掏的是真金白银，你给我说，哪个纪录片不写脚本让你随心所欲拍？你这样干我都害怕了，不行就停了！”薛保勤的语气凝重、严肃。
社领导赶忙圆场：“农村事情不好干，多给满朝点消化的时间。”我给薛保勤解释：我拍的不是“高级PPT”，我用的是直接电影模式，不能摆拍造假。“我让你拍专题片，你改成了纪录片，现在你又要拍电影？没有脚本谁知道你想干啥？”社领导帮忙打完“圆场”就走了。
那天中午，薛保勤拉着我去后村吃了一碗羊肉面，他特意要了一瓶啤酒，我连忙倒入杯子敬他。他说：“你的战线拉的是久了点，不过，我也好这一口。创作这东西有点像酿酒，时间不到不够味。”
此后，关于“拧螺丝”的会先后开了七八次，我态度无限好，结果就是不听，气得薛保勤不理我，让其他人继续给我“拧螺丝”。有一阶段我打电话、发微信汇报工作进展，他都一概不回。我心里想，又把薛保勤惹生气了。
三
直到2020年9月，薛保勤终于回电话了，说：“我明天去重泉看看你们，你年龄也不小了，该注意身体了。‘竹竿还要竹子捆’，我当过生产队支部书记，知道和农民怎样打交道，咱们当面交流。”
接完他的电话，我估摸着薛保勤会当着摄制组和村里人的面给我“拧螺丝”，那我还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这可咋办呢？结果出乎意外，薛保勤到村里那一天，把我表扬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当然他也对拍片子提出更多要求。
薛保勤说：“我想说几个点：先是主题。主题是希望的田野，深情的土地，勤劳的人民。要努力把这些主题体现出来，尤其是希望的田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讲希望的田野，现在这片土地依旧是希望的田野。当所有人都说农村已经空壳了、农村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这个片子是有特殊意义的。我是当过农民的，我还当过村主任，那时候农民羡慕我们知青能吃玉米面，现在虽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们依然有希望。我觉得主题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穿‘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田野就是土地与生命，生活与希望，奋斗与理想。”
那天离开村子的时候，薛保勤叮嘱我：“一定要把土地的精神、村庄的精神、人民的精神拍出来。直接电影没有办法写脚本，你以为我啥不懂？我和杂志社的领导沟通过了，以后不过多干涉你的创作，你就照自己的想法来拍。”我嘿嘿地笑了。
后来我才知道，薛保勤是听朋友说我在村里累病了，就专门到村里给我撑腰解套来的……我又知道了前一段时间他不回我信息的原因，是他胳膊骨折了。
2021年8月24日，原本3集专题片拍成了4集纪录片《瓜熟蒂落》。审片的时候，薛保勤说这是迄今为止在他手里拍过的最真实、最有意义的片子。
《瓜熟蒂落》在央视播出前，薛保勤又悄悄地给我说：“满朝啊，央视这一次也是够‘胆大’的，好东西都是有目共睹的。不过里面的歌词你得改一句——不要‘活监狱’，改成‘种地的’，种地也是有出息的，苦难围绕这个‘希望的田野’的主题才有意义，脱离主题就成露丑了。”
从拉个“托”到“拧螺丝”再到改歌词，没有薛保勤“点拨”哪有《瓜熟蒂落》的今天。2023年8月，《瓜熟蒂落》获得国家广电总局两项大奖，我激动地给薛保勤汇报，想请他吃个“忆苦思甜”饭，他委婉地拒绝了，说：“不要把我们的关系搞得那么庸俗嘛。获奖了说明杂志社有眼光，你们也努力，证明这个‘托’我拉得好，螺丝给你‘拧’得对，你们高兴了，我就更幸福咧！”
（作者系电视纪录片《瓜熟蒂落》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