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等每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表达出来。无论是站在“盘龙卧虎的高山顶”，还是走在“九十九道弯”的黄河岸边，抑或者是行进在“一马马平川瞭不见人”的土原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随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陕北民歌是陕北人依照自己的生活与习俗，在耕地、放牧、喝酒、过节、盖房、祝寿、婚丧嫁娶、庙会等生活场景里，睹物思情、触景生情，即兴编唱出来的，早期的陕北民歌来源于民间，没有具体的创作者，是劳动人民口耳相传，一代代传唱下来。陕北民歌因口头传唱而流行，靠集体编创而繁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陕北人的生活、历史沿革和社会变迁。
唱出生活的“真”
陕北民歌的影响非常广泛，人们用陕北民歌“唱红了天、唱恸了地、唱出了一个欢天喜地的文化传奇”来概括陕北民歌的广泛影响力。
陕北民歌唱红了天，指的就是《东方红》。《东方红》唱出了时代的心声，一经唱出之后便迅速传遍全国，整整影响了一个时代。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将乐曲《东方红》送入太空，从此响彻寰宇。
陕北民歌博物馆 视觉中国/供图
唱恸了地是指《哀乐》。1942年，鲁艺的刘炽、张鲁在米脂县采风时获得唢呐曲牌《粉红莲》，由于此曲音韵深沉宽广，音色凄哀中凸显坚毅刚强，体现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自强信念，音乐家们将这首曲子与陕北民歌《珍珠倒卷帘》主旋律编配，改编成多种民乐演奏的乐曲。而这首曲子真正被人们所熟知是1956年，刘炽将这首曲子处理成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在电影《上甘岭》中当作追悼音乐使用。这首凄婉的曲子一直沿用至今并定格成现今通用的《哀乐》，每当哀乐响起，山河为之哽咽，大地为之悲恸。
唱出一个欢天喜地的文化传奇是指我国喜庆佳节的保留节目——《春节序曲》。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先生根据陕北传统民间音乐，于1955至1956年间整理编创了《春节组曲》，《春节组曲》共分为四个乐章，《春节序曲》是第一乐章，取了“序曲”二字。该曲以陕北大唢呐《狮子令》等经典曲牌与陕北秧歌《拜年调》巧妙组合，将中华民族欢度新春佳节的丰收团圆、祥和喜庆、劲歌热舞、万众欢腾的喜气和追求幸福美好的情趣演绎到了极致，成了全民族的欢乐旋律。
通过以上三首代表性的曲子，我们就能感受到陕北民歌在整个中国乐坛的影响力，可以说，陕北民歌唱的感天动地，唱出了中国人的大悲大喜。那么，陕北民歌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从偏僻闭塞的陕北走向全国的呢？
滋生的土壤“特”
特殊的自然环境是滋生陕北民歌的重要土壤。陕北民歌以信天游富有特色、最具代表性。信天游，可以说是陕北民歌的精华，信天游的形成就和沟川遍布的陕北地貌有直接的关系。陕北是黄土高原的中心区域，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带，这里土原、沙漠、沟壑遍布，黄河纵贯全境，自然植被稀薄，气候常年干旱少雨。陕北人能从这块土地上生存下来，一代代生生不息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当然陕北人创造的奇迹还不仅于此，他们还创造了另一个奇迹就是在这贫瘠的土壤中，生长出信天游这朵奇葩。信天游的节奏自由，旋律奔放、辽阔，扣人心弦、荡气回肠，曲调悠扬高亢，粗犷奔放，韵律和谐，不加修饰地透露出阳刚和阴柔之美。陕北连绵起伏的山与信天游起伏跌宕的旋律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同构对应关系。音乐家们说，只有在陕北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中才能滋生出陕北民歌，也只有在陕北的沟沟峁峁中，才能唱出信天游粗犷辽阔和苍凉悲壮。
演员在佳县红枣采摘节上表演陕北民歌 新华社/供图
多民族杂居和汉文化的融合,对陕北民歌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榆林神木发现的石峁遗址，被称为“中国文明的前夜”，它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追溯到了4300年有史可考，有证可查。陕北地处中国东部与西部的结合带，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点，历史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频繁往来的交汇地，战乱不断，人口流动性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陕北民歌留下了西北区域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痕迹。比如陕北民歌《走西口》，就有对内蒙民歌的吸收、再创造，《走西口》的旋律走向及节奏非常接近悠长、舒展、宽阔的蒙古民歌，这是汉文化和蒙古文化融合的结果。此外，榆林小曲的形成也受到了江南音乐的影响，明代以后，外来榆林做官的文职武将逐渐增多，其中不少来自江浙、湖广等地，榆林人称为“南官北做”，明清时期，从江浙一带来榆林做官的谭镇台，携带妻儿老小和乐器随军北上榆林。闲暇之际，弹唱起江南小曲，一是为了娱乐，二是为了排解流落异乡的苦闷。于是江南小曲开始在榆林城内传唱开来，时间长了，镇守城堡的当地士兵也学会了弹唱小曲。士兵们将江南小曲加入了陕北民歌元素，于是就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榆林小曲。
对生活和爱情的咏叹是陕北民歌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陕北有句民谚：“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实际上，并不是只有陕北汉子爱唱民歌，在陕北，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黄土高原上，赶牲灵的脚夫们在偏僻崎岖的山路上为解除苦闷而唱；拦羊人为解除寂寞而唱；后生们在劳动休息时为解除疲劳而唱；婆姨们在纺线织布时为抒发内心思绪而唱；青年男女们为表达心中的爱意而唱……在陕北民歌中，大部分表现的是赞美、歌颂黄土文化精神，抒发的是恋土、恋家的情怀。沟沟坎坎、黄土秃山，这些陕北人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成为他们一生的眷恋。陕北民歌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情歌。情，是人的生命要素，也是常谈常新的话题，陕北人对“情”，尤其是男女之情的咏唱，特别朴实、真切、感人。男人想念女人或者女人思念男人时的那种焦躁、伤感、冲动，真真切切地表现在陕北民歌里。无论是悲凉的《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还是甜蜜的《一对对毛眼眼瞭哥哥》，都表达了陕北人内心深处对于爱情的渴望、深情与执着。陕北民歌时而如诉如泣，时而歇斯底里般嚎叫，这不是矫揉造作，这恰是陕北人真情实感的原本再现。陕北民歌是率性的陕北人为自己唱、为恋人唱、为远方的亲朋好友唱，为天唱、为地唱、为身边的生灵万物唱，唱的是所见所思，唱的是所爱所恨，因为动情,所以动人，因为唱的是真情实感，所以经久不衰。
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美”
传承陕北民歌，要挖掘其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领悟陕北民歌精神并从中汲取养分，以启迪当代人更诗意、美好地生活。
崇尚自由乐观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还和这里宽广博大的地貌有关。生活在黄土高原的陕北人，心灵是自由的，所以他们把这种自由也体现在陕北民歌的演唱方式上。著名歌唱家石占明在成名之前是个放羊汉，他的大部分歌就是在放羊时练成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主持人问他：你放羊时唱的歌，有时尾音拖得很长，究竟有多少拍？他说：我不知道有多少拍。羊吃稳了，我就多唱几拍；羊不吃了，我就少唱几拍；羊跑了的话，我就一拍也不唱了……，陕北民歌自由的演唱方式，正是陕北人自由豪放性格的体现。陕北人是乐观的，他们永远怀揣着最美的梦想，生活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特殊的自然环境反而使陕北人更加期盼美好的生活，思维更加活跃，想象力更加丰富，在最悲伤的时候，也不忘记快乐，就连表达苦难也是用最优美的旋律，于是陕北民歌中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乐观精神。正如一首陕北民歌中唱道“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它妙就妙在不是用苦难表达苦难，而是把苦难转化成一种比幸福更高境界的意境来表达。陕北民歌的核心精神就是苦难中的乐观、艰难中的抗争。陕北民歌唱出了陕北人对于苦难的超越，展现了陕北人在艰难生活中的自由与乐观。
高昂宏壮的爱国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核。在陕北革命历史歌曲的字里行间，充满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真挚的爱戴和深厚的情谊，其实质是浓浓的爱国情怀。1935年10月，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于1938年创办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根据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为传统陕北民歌填词或改编，创作了大量的革命歌曲，也创造了陕北民歌发展史上的辉煌，陕北民歌这个名称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延安形成最具代表性的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五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就是其中一首。陕北人对中央红军的到来，表达了最真诚的欢迎，“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咱亲人迎进来”，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咱们革命的力量大发展”，陕北人民都对革命充满信心，而革命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像“千里打雷”“万里打闪”。这首歌唱出了陕北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唱出了陕北人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敬仰，也唱出了陕北人浓浓的爱国情怀。
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陕北民歌不是一成不变的，始终跟随时代的节拍，扎根于厚实的黄土之中。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东方红》，本是一首土生土长的陕北小曲——《你叫妹妹不放心》，歌词是“兰格茵茵的天上飘来一疙瘩云，三哥哥今天要出远门，刮风下雨响雷声，呼儿嗨哟，你叫妹妹不放心……”这首歌是唱儿女情长的，格调相对较低。抗日战争时期，陕北人在民族危难之际，尽匹夫之责，奋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随即改编成抗日歌曲：“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咋顾不上……”这就是我们熟悉的《白马调》，《白马调》体现了陕北人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1942年佳县农民李有源有感于解放区的新生活，又将此歌改为领袖颂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从《东方红》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陕北民歌与时俱进的发展轨迹。
千年的老根黄土里埋，陕北民歌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陕北民歌之所以能影响广泛并经久不衰，是因为他把根深深扎在了厚实的黄土之中。
（作者单位：榆阳区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