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路生梅仍记得那条从北京来的路，蜿蜒七百多公里，她是念着佳县二字一步一步赶来的。这些年，又因对佳县人的付出，她以领奖的方式一次一次重返北京，站在国家级荣誉的领奖台上。在她住的窑洞里却看不到那些夺目的奖杯，只有她人生各个阶段的照片。最大的一张照片是她站在古城墙上，身后是奔涌的黄河，眺望的地方正是她守候了一生的佳县。
2024年9月13日，路生梅获得“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是北京人，从北京第二医学院（今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被分配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的地方。在陕西榆林佳县，她一待，就是整整56年。毕业五十周年聚会时，班主任统计了163位毕业生的最终去向，只有路生梅始终留在最初分配的地方。1968年，他们被分配在大西北、大西南的基层医院，无一人留在北京，162人通过考研、晋升、转业等方式，最终去了省城、回了北京或者到了国外。路生梅一生的简历简单，只有“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儿科主任医师”16个字。
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有数次离开佳县走向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但每一次，她都选择留下。她曾对当地百姓许下“为佳县服务五十年”的诺言，如今，这一期限又延长为终身。
那个从北京来的小姑娘，承诺为佳县服务五十年
谈起1968年的那个冬天，路生梅脑中立刻响起了火车呜呜鸣笛的声响。这是24岁的路生梅第一次离开北京，对于黄土高原上医疗条件十分艰苦的小县城，路生梅只能凭借想象。火车行至西安，再转乘到铜川，往后就没有铁路线了。到佳县只能坐露天大卡车，车厢里肩贴着肩，挤满了赶路的人。土路颠簸，往车尾望去，一路都是飞扬的黄色尘土。尘土外是光秃秃的山和树，那一刻，她恍惚间有奔赴战场的感觉。
路生梅在窑洞里学习
同事们对路生梅的第一印象是“小”，身形长得又瘦又小，年纪也小。路生梅对当地的第一印象，是“苦”。
医院是几排窑洞，医生不足40名。放射科只有一台x光机，只能做呼吸道和胸部透视；化验室只能做血常规和妊娠试验。试验是把妇女的尿液注入雌蛙的后腿，雌蛙在几小时后排卵，说明有喜。医院里没有试验青蛙，路生梅和化验室的大夫就跑到田间地头里抓。病人情况复杂，医生数量又少，每个人都得样样精通，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互相学，还得学护士扎针。为了精进技术，他们用彼此的手臂练习扎针，每个人手上都有好几个窟窿眼。
接诊的患者是北京见不到的类型：三十多岁的男人因空洞型肺结核导致了重度咯血，空洞紧紧贴着大血管，肺腔一振，血就积了一整盆；三度营养不良的娃娃，脊柱小，一层薄薄的皮紧紧包着骨头，脱水脱得血管都是瘪的；甚至有胎传梅毒、新生儿破伤风……到了如此严重的程度，往往是因为“拖”和“熬”，而“拖”不仅是因为医生不够，医疗不够，更是健康的意识不够。
路生梅亲历这种“不够”是在朱条沟村，窑洞里的一幕把她的心狠狠揪起来了：产妇声嘶力竭，为了防止其血迷晕厥，家人在用力向上扯着她的头发；接生婆喊着家里人拿剪刀准备剪断脐带，剪刀上分明有了锈迹……她终于知道那些新生儿破伤风是怎么来的了！她立马制止。世世代代这里有多少母婴是因为这种传统的接生方式而丧生的？她不敢想。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真真切切的痛苦。
那一次，她下定决心要推广新法接生。也是那一次，她许下了那个诺言：我要为佳县服务五十年。如果说1968年“建设大西北，服务大西南”的号召是一次时代的选择，那1969年的这次诺言便是完全属于路生梅的选择。
“救回每一个娃娃”，成了整个科室的第一要务
转眼十三年过去了，1981年，她因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重返北京。曾经陌生的佳县变得熟悉，她可以如数家珍般地讲出一个个小村镇的名字，那是她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她可以自由地在陕北方言和北京话之间切换，她习惯称“土豆”为“山药”了。念了13年的故乡，怎么会不想？怎么能不想？那个懵懂离乡的北京姑娘甚至没来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快到不惑之年重返故乡，她才终于明白那句“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的意味。
路生梅（右）在家中为患儿义诊 新华社/供图
从佳县到北京，从县医院到协和，路生梅又成了一名从头学起的“学生”。即使对进修生，协和采取的也是“最严标准”：要写明大病历，字迹要整齐，不能出现一个错别字、一个错的标点符号……这种严谨治学的风格也烙印在路生梅的执业生涯中。
一年多的学习中，她的电话没停过，都是佳县的来电：总有人家的娃娃头疼脑热，问她该怎么办。她感受到一种信任的牵引，“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当时，有几位老师问她要不要留在北京？那是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北京意味着更好的医疗环境，更多施展医疗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当初分配到佳县的学长学姐一一离开了，每开一次欢送会，人就少一些，每一次分别，都是以抱头痛哭收场。最后只剩下她，还要践行“为佳县服务五十年”的诺言。她拒绝留在北京的邀约，佳县还有人在等着她。
从协和进修结束后重回佳县，她下定决心要把儿科建起来。建科的过程中，一个四个多月大的患儿成了她一生的痛。孩子是百日咳，到医院时正处于痉挛性咳嗽期，那个孩子咳嗽的声音很不一样，声音只要一出，医生和护士都会涌到病床边，吸痰、吸氧、人工呼吸、打强心针……治疗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六点，抢救进行了三十多次。最后一次，孩子没救回来。孩子的母亲把小小的婴孩放进蓝底白花的被子里，裹得严严实实，然后冲了出去。没人知道她突然跑去哪里，大家心里都是一紧，她突然扑到一位护士面前，说：“谢谢你们，你们尽心了。”但这一跪，让所有人更自责。
她把毕生所学都投入到建儿科的准备中。1984年，佳县人民医院终于有了独立的儿科。路生梅作为科室主任，秉承了北京协和的治学标准和医学院的人文精神：岗位上绝对不能有空档，病历书写绝不能出现佳县方言，得用专业术语；治疗方案不能千篇一律，疑难病例讨论、死亡病例讨论、医疗事故分析都要一一落实……
科室的郭粉莲大夫后来回忆起建科的经历，第一反应就是“恨”。路生梅不让科室医生收烟酒，甚至连一双鞋垫都不允许，但后来这种“恨”就成了气话，医者希望达成的，只剩下救人。他们都记得那个没救回的百日咳孩子和那个跪下的年轻母亲，“救回每一个娃娃”成了整个科室的第一要务。
医院设施经过几轮换新，他们有蓝光灯了，能进行气管插管了……新生儿的死亡率大幅降低。后来为了创二甲医院，已经是副院长的路生梅一个礼拜只能睡上两天。如今，窑洞医院早已变成了十几层高的大楼，一砖一瓦，都融进了路生梅的心血。
获得诸多荣誉后，她依然是那个有些倔强的路大夫
在佳县的第31年，路生梅退休了。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各大医院的坐诊聘请，她一一拒绝。最开始不再出诊，总有附近的乡亲找上门来，她不肯收诊费，他们就提着牛奶、拿着水果到家里来。牛奶、水果比诊费贵多了！她怕患者们有心理负担，又回到佳县人民医院、佳县中医院出诊，患者们到医院挂号，心安理得地看病，还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佳县人称她路姐、路姨、路老姨、路奶奶、路大夫。她在佳县周边的多个县市都有名气，他们都说她是个“花小钱治大病”“不花钱治小病”的好大夫。过去交通不便，山西吕梁、忻州的百姓都是坐着小船抱着娃娃来请她看。而现在，远行的佳县人在西安、上海、广州还是忍不住给她拨电话。她成了佳县好几代人的医生，也是他们的“定心丸”。
路生梅的家朴素但温馨
这几年，在榆林市生活的儿子几次想把路生梅接到市里养老，她还是拒绝了，诺言还没完成，没法离开。有一天，刚回家的小外孙显得特别激动，英文考试的阅读理解写的正是路生梅的故事。几百字的阅读理解旁边有一张人物肖像，是路生梅的照片。一个北京姑娘为何选择留在三秦大地？小外孙也第一次了解到，她1969年许下的那个诺言。
服务五十年承诺期满，她又做了新的选择，要将承诺延长到“生命不息，服务不止”。到生命结束为止的承诺和年轻时的五十年相比，难上加难。如今的她更担心耳聋、瘫痪或者脑梗的突然侵袭。2023年有整整3个月，因腰椎骨折她只能躺在床上休养。患者来家里了，她就躺着看诊。日新月异，医疗技术进步了，医疗水平发展了，她更想传递以健康为原点的喂养方法、习惯养成，从治病到健康的观念转变。年年岁岁，她至今仍践行着最初的诺言。
得知获得“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路生梅反复强调“担不起”：“我只是一个县城里的小医生，凭什么和那些研究航空航天的英雄人物放在一起？但只要我有一口气在，能做多少我就会做多少。”
在佳县文明办原主任郑怀利看来，“国家荣誉”不仅属于航天英雄，也可以属于基层医生。这一次，最高的荣誉对于最基层的工作者来说，不再高不可攀了。
2016年，路生梅被评选为第四届“榆林好人楷模”，而郑怀利是她的伯乐。领奖前，路生梅忍不住问：究竟是受到了哪位贵人的扶持？郑怀利很清楚，贵人是她自己。他是在当地的政协报一角看到路生梅名字的，一挖掘，就挖出了尘封几十年的历史。
“诚信之星”“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最美巾帼奋斗者”“最美医生”“人民医护工作者”国家荣誉称号……越来越多的荣誉和奖项纷至沓来，路生梅多次回到当年出发的地方——北京，去领取属于她的光荣。获得诸多荣誉后，路生梅依然是那个有些倔强的路大夫：每个未接来电都要回复，坚持每周一三五到医院坐诊，成立了老年志愿团去义诊、去做志愿服务……
在路生梅家的天台上，抬头就可以看到佳县人民医院明亮的医疗大楼，转头望向另一边，能够遥遥观遍环抱在青山里的佳县。而路生梅正看着书桌上的梅花图，每年从冬至开始“数九”，路生梅要摹一幅梅花图和一幅字，画完最后一笔，就到了春暖花开的日子。字画都被裱在书桌上，写着“庭前柳，珍重待春风”。春风已吹过了五十六年，她仍然在窑洞中，守护着那个黄河之畔的小小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