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河边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水文站，这里人烟稀少、与世隔绝，进出只能通过悬吊在黄河之上的钢索吊箱。
这座位于晋陕峡谷悬崖之间的龙门水文站，是国家重要水文站和黄河重点报汛站，控制黄河流域49.8万平方公里的集水面积。
在这里，长期驻扎着一群默默无闻的“治黄人”，90年来，他们守护着黄河下游数百万群众的安危，也见证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昔日含沙量高到能把鱼呛出来的黄河彻底告别“一碗水半碗沙”的历史。
在黄河流域黄河水利委员会管辖的140多座水文站中，龙门水文站是唯一一座建在悬崖上的水文站，也是黄河上牺牲人数最多的水文站。
钢索缆道牵引在300多米宽的晋陕峡谷，西边是陕西韩城，东边是山西河津。水文站位于西岸，劈山而建，三面环崖，一面向水，这里又被称为“黄河孤岛”。
通往水文站唯一的“路”是横跨黄河的一根根钢索缆道。
进出水文站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悬在距河面20多米高空的钢索吊箱。
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一代又一代的“治黄人”乘坐吊箱，跨越黄河，在高山峡谷中，和孤独做伴，与风浪搏斗，采集一手水文要素数据，向国家防总、黄河水利委员会和地方多家防汛部门提供水文信息，为国家的防汛抗旱工作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漫漫90年征程，一条条横跨黄河的钢索缆道无嗔无喜，目睹着黄河峡谷的变迁，也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治黄人”的艰辛、光荣、奋斗与梦想。
第十九任水文站长
5月6日，晴空万里，阳光笔直地洒照在龙门水文站的屋顶上，站在山顶眺望，黄河湍流而过，浩荡前行。
进入汛期后，龙门水文站变得比以往更为忙碌。一大早，杨文博就来到水情测控室，查看黄河水位的变化。
作为龙门水文站有记录以来第十九任站长，杨文博带领全体职工不断演练着早已制定好的各种方案，并一遍遍检修测洪仪器设备。
夜晚，龙门水文站职工在黄河边采集最新水文要素数据
20世纪30年代，为了摸清黄河的水沙变化规律，龙门水文站正式建站。
龙门是晋陕峡谷尾闾的险关隘口，相传上古时期，大禹劈开龙门，疏河导流，除黄河隐患而换得清平世界。这里也是黄河北干流的出口。在这里建站，可以起到断面控制作用，用更少的工作量，更精准地控制黄河流量。
历史上，龙门水文站曾六易其址。在水文站荣誉室里的一张张老照片上，还能一窥旧址的艰苦条件，那时的水文站还在对岸，一条踩出来的土路连接着几间紧贴悬崖的破旧房子，甚至没有空间放置新的水文设备。
因工作和生活的需求，53年前，老一辈水文职工搬着沉重的设备，乘坐小船或吊箱，穿过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黄河，打响了最艰难、规模最大，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迁站的“龙门会战”。
为了建站，他们将各种机械工具一一拆卸，运至对岸后，再重新组装起来。
更难的是经费不足。为了节约，他们选择自力更生，将旧站房的材料一件件拆除，然后肩扛手提，背到新址。买不起砖，他们就在附近山上自建砖窑。他们没想到，这座并不起眼的砖窑最后竟然烧制了十多万块砖。
三年后，劈山而建的龙门水文站终于拔地而起。
此后，这座悬崖上的水文站，出色地完成了黄河水位、流量、泥沙、冰情、水质监测等测报任务，为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调度运用、黄河防汛、水量调度、重大治黄试验研究、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水情，守护了黄河下游数百万群众的安危。
英雄“治黄人”
每到汛期就是龙门水文站最忙碌的时候，全站职工要通宵达旦地在峡谷里与惊涛骇浪连续搏斗。
而与忙碌相伴的是危险，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及时，风浪越大，他们越要迎面而上。
1954年，才20岁出头的杨劳家在一次测大洪水时，因吊箱主缆锚锭处钢绳卡子脱落，不幸掉入黄河……
1967年8月11日，龙门站出现每秒2.1万立方米的历史最大洪水，参加工作20余年的船舶驾驶员卢振甫和几位同事在木船上抢测洪峰。
田双印（左一）带领职工在凌汛期布设水尺桩
在水急浪高的激流中，五六米长的船像一片小树叶一样在波峰浪谷间跌宕。突然，巨大的冲力使吊木船用的钢丝绳断裂，带着强大反弹力的钢丝绳正好打在埋头专注测验的卢振甫的右肩上，在向河中翻落的瞬间，经验丰富的卢振甫用力抓住了船舷，艰难地爬上了船。但他的右耳却被打掉在甲板上，为了完成测量任务，他坚持工作结束后才去医院治疗，因而耽搁了最佳治疗时机。后来，大家称他“独耳英雄”。
1977年，黄河暴涨。刚参加工作一年的杨顺义负责在岸上观测浮标，突然一股强劲的洪流将测流循环钢索拉断。他疾步上前，想用钢卡卡住将被洪水冲走的钢索，可洪水猛然扯动钢索把他打翻在地，一头撞在岩石上，跌入黄河。
第二天，在40多里外的黄河滩地上，两位村民发现了他，赶忙将他送往医院，捡回一条命。
龙门水文站上一任站长田双印，16岁参加工作，扎根基层30多年，在龙门水文站工作了17年。
2018年7月16日晚，刚测完黄河流量的田双印觉得右手发麻、身体不适。考虑到外面正在下暴雨，他坚持要留在一线。后来，大家强行将他送到医院，经检查为突发脑出血。躺在病床上的田双印嘴里一直念叨：“一定要记得，今晚还要涨水呢，测洪重要。”
“90后”徐依帆的父亲徐平乐以前也是龙门水文人，从他记事起父亲的右手就是残疾，直到他也成了龙门水文站的一员，才从前辈口中得知父亲的手是在一次测量洪峰时被缆绳生生打断的。那一刻，他对父亲常年不回家陪伴的埋怨、委屈、难过也烟消云散。
在龙门水文站的荣誉室里记载着，自1934年建站以来，先后有5位职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涌现出卢振甫、阎学仁、胡金星、田双印等一批“治黄劳动模范”。
“水文侦察兵”
面向奔流不息的黄河，背靠绝壁万仞的山崖，龙门水文站就像一座“孤岛”。
“龙门站房像孤舟，路窄难行走，山高掉石头，浪大难测流，鬼不下蛋神不求！”是龙门水文站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
最早的时候，买菜要到15里之外的下峪口。至于新鲜水果，龙门水文站的职工连想都不敢想。
2009年，一套吊箱设备坏了以后，站上的17名职工，硬是靠着一棵白菜，包了一顿饺子，过了一个春节。
有了这次的经历，田双印带着职工，从外面背回来一袋袋土，开辟了菜园子。他们种上了茄子、黄瓜、西红柿等蔬菜，解决了吃菜的问题。
相较于工作和生活环境的艰苦，在这里，最难熬的是孤独，最愧对的是家人，最难平衡的是工作和家庭。
在水利行业，把水文一线工作人员称作“水文侦察兵”，意思是需要全天24小时、全地形地守着黄河，决不能掉以轻心。在这里，一年到头能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以前交通不便，离家远的职工，有时来回路上就需要一个星期。
2010年，杨文博第一次在龙门水文站学习。他从华县（今华州区）出发，倒了4次班车，最后步行3里路才走到龙门水文站的对岸。没想到7年后，杨文博再次来到这座“孤岛”上，正式成为这里的“守门人”。
这几年，杨文博和家人聚少离多成了常态。5岁的儿子和他很陌生，每次回家探亲，他像客人，家成了妻子、女儿和儿子3个人的家。
田双印选择水文行业是因为和父亲赌气。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老水文人，一年到头回不了几次家，田双印觉得自己一定能够平衡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也慢慢变成了父亲的样子，在这座“孤岛”上坚守了17年。
最遗憾的是父亲去世的时候，田双印也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男儿有泪不轻弹，汛期过后，他跪倒在父亲坟前，哭得像个孩子。
“事总要有人来干。”杨文博说，为黄河守龙门，为人民护平安，是龙门站水文人的使命。
为黄河“把脉”
风平浪静的时候，黄河就像一幅秀美的画卷，养育两岸的万物，美丽又神圣。到了汛期，它的磅礴气势和汹涌的咆哮声，让人心惊肉跳。
杨文博说，龙门水文站最早的时候是用木船在黄河上测量水文数据，一旦出现意外，岸上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上的人掉入黄河，被巨浪卷走。
报汛的线路也时常受河对面炸山粉石的影响而中断，为了保证水情信息正常传递，前任站长田双印常常骑着站上仅有的自行车，冒雨穿行在飞沙走石的山间公路上，到4公里外的下禹口邮电所发报水情。
和老一辈比较，现在的水文数据测量很多都用上了高科技。最新使用的视频图像水尺水位识别系统不仅能够实时获取波动的水位信息，还能自动化生成数据。测量黄河流量的声学多普勒流速剖面仪，只需要一人操作。而正在试验的在线测流系统，甚至不需要人操作。
机器设备增加了，测验方式改变了，人工测验的次数少了；远程测控中心建立了，管理模式改变了，驻守龙门的人变少了。
今天，一项项新技术、新设备，在龙门水文站的悬崖峭壁间四通八达。一出数字时代的“空城计”即将在龙门水文站上唱响。
最让龙门站水文人欣喜的是，跟着水文站一起变化的还有黄河。
这条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及山东9个省（自治区）的中国第二长河，正逐年变清。
从事水文工作20多年的薛刚说，过去汛期黄河涨洪水的时候，每立方米二三百公斤的含沙量能把鱼呛出来，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屈指可数。
去过一次黄河中游的他，看到黄土高原上连绵的群山，绿树成荫，满眼滴翠，瞬间明白了黄河不再“黄”的原因。
如今，老一代职工已经全部退休，年轻的水文人接续而上，站上15名职工，平均年龄仅28岁。
今年23岁的张振宇毕业于新疆大学，去年7月份才入职，因为热爱黄河，他选择了水文这个冷门的行业。
“这是一个默默奉献的行业，在大家不知道的地方，给整个防汛抗旱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在张振宇看来，默默奉献也是一种伟大，“作为新时代的黄河水文人，我们不仅要学习前辈们的独门绝技和奉献精神，还要利用学到的新理论新技术更好地守护黄河、‘把脉’黄河。”
杨文博希望未来的水文人坐在大城市的电脑前，就可以指挥千里之外的机器完成各种测验任务，也梦想着有一天黄河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