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这是他在批判继承“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等传统风险思想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逐步形成的，其主要涵义是要在困难中看到光明，更要在胜利时保持清醒头脑，时刻防范各种风险和困难的发生。
防止“一大就胀起来了”
在局部执政条件下，毛泽东始终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而且，直到革命胜利党全面执政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认识，来自他青少年时期阅读的《水浒传》《隋唐演义》《史记》等书籍。在革命中心完成从南方向西北地区的转移后，中共中央长期驻扎在延安，而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正是延安米脂县人，这更增加了他对李自成的认识，毛泽东对李自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是他发动群众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是敢于反抗剥削、反抗压迫的英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李自成时说，“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
图为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 视觉中国/供图
另一种评价是李自成是个失败者，我们要把他当做一面“镜子”，从他身上汲取失败的深刻教训。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尤其随着党的力量的壮大，如何保持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避免犯力量一强大就容易犯错误的教训，是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分析了李自成明末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原因，认为是起义军高级将领进北京城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庞大的人马都在京城里享乐”，“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妄杀干部，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等到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被迫亲自出战，结果是仓惶而败，大顺政权在北京只存在了40多天即宣告灭亡。毛泽东读过此文后非常赞赏，认为这对已取得很大成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不仅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而且中央要求把这篇文章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加以学习研究。同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时，列举了党的历史上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再到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的深刻教训，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月21日，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从明末农民起义军身上看到的是他们胜利后的迅速腐化，以致很快走上灭亡的道路，毛泽东一直告诫自己和中国共产党人不可学李自成。
毛泽东不仅对延安的干部讲，而且他要求全党都要有这种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党的七大召开时，经过20多年革命实践血与火的考验，党的面貌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面对“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局面，党怎样才能不再犯党的历史上骄傲、急躁的错误呢？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懂得“大贾深藏若虚”的道理，他说，“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
从革命历史进程看，这种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是毛泽东考虑问题时的一贯遵循，也是他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战胜利比人们预期到来得更早，因此，许多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也被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具所迷惑，毛泽东对此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时，他动身前往重庆进行谈判前，告诫全党要时刻高度警惕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共产党才能与国民党进行的斗争中，制定出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政策，保证了对敌斗争中的主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比原来预计得要早。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许多党员干部认为革命要成功了，可以享清福了，有的人变得懈怠，开始骄傲自满起来，尤其是一些人以功臣自居、贪图享乐。基于对历史上无数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对这种现象的出现表现出高度忧虑。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再次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安逸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而且，更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前夜，毛泽东考虑最多的是：中国共产党能否经受住从夺取政权到执掌政权的全面考验？全党同志如何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正是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以后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党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党的七大是党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已经过去，经过延安整风，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是非问题的争论得到解决，对党24年的发展历史作出了结论，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实现了空前的思想统一，胜利已经露出了曙光。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上说，“今天我们能够开一次很好的大会。这个时机很好，我们有了很大的力量，我们党较之过去是空前地团结了。”在这种形势下，这次会议本来应该是鼓舞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士气，描绘出未来的美好图景，使人们有所遵循。然而，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时，却告诫与会代表要做好“准备吃亏”“更要准备困难”的思想和心理准备，这无异于向代表们迎头泼了一盆凉水，实在是出乎代表们的预料。接着，毛泽东一口气向代表们列举了未来革命可能遇到的17条困难，比如，外国大骂，国内大骂，准备被占去几大块根据地，被消灭若干万军队，伪军欢迎蒋介石，爆发内战，“不承认波兰”，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经济困难，等等。而对于中国革命光明的一面，毛泽东仅列举了八条，这八条还是与困难相辅相成的，分别是：第一条，暂时吃亏，最终胜利；第二条，此处失败，彼处胜利；第三，一些人跑了，一些人来了；第四条，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第五条，经济困难就学会做经济工作；第六条，克服天灾，太行区有经验；第七条，党内发生纠纷，这也是给我们上课，使我们获得锻炼；第八条，没有国际援助，学会自力更生。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一生都在为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实现现代化而上下求索，建立了不朽功勋。
图为1956年，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拖拉机厂。 （资料图片）
从这17条困难方面看，虽然革命实践的发展证明了其中有的问题没有出现，但大多数得到历史验证，按照人们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发展逻辑讲，对最坏的情况有了思想准备，在这些情况出现时不仅可以从容应对，而且更有利于争取最好的前途，这正是事物的辩证法。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如果我们不准备不设想到这样的困难，那困难一来就不能对付，而有了这种准备就好办事。”把这些困难向全党讲明白，既不是杞人忧天，更不是要传播消极负面情绪，而是要表明一种自信，表明一种历史主动，越是在接近胜利的时候，越要有应对重大事变或艰难险阻的思想准备，这就奠定了一定要胜利和最终能胜利的思想准备。这改变了党的历史上不能讲困难只能讲光明的历史，毛泽东指出，“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总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把各方面都充分估计到。”
这种对困难的最充分估计，不仅是自信的表现，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担当。1945年10月，参加完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回到延安，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时指出，“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即使在建国以后，毛泽东依然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现在，这一条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
从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时间之短既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也出乎毛泽东最初的预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对困难作了充分估计，使广大党员干部有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准备，遇到这些困难能够从容应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谈话中说，“‘七大’的时候，我讲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灾荒，没有饭吃，所有县城都丢掉。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党即将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面执政，在这个重要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对党未来的工作作了一系列部署。毛泽东在会上向全党发出警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清楚”。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随着党的身份改变、工作重心改变、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毛泽东再次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他把党看作进京赶考的考生，能够不能够考个好成绩，不是由考生说了算，而是由人民群众这个主考官说了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他认为忧患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在人们的生活中时时处处存在，人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它而不是逃避它。同时，他认为忧患不是一件坏事，常怀忧患之心不仅可以增强人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还可以促使人们更加谨慎地思考，避免重蹈历史覆辙。1957年1月27日，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谈到社会上少数人闹事问题时说，“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你准备出大事，就可能不出，你不准备出大事，乱子就出来了。事情的发展，无非是好坏两种可能。无论对国际问题，对国内问题，都要估计到两种可能。你说今年会太平，也许会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这种估计的基础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劳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他指出，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始终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要告诫全党时刻牢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种底线思维方法与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已经成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财富。一以贯之地增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不仅是我们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新时代新征程上，时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持续强化底线思维，党领导的各项事业就能劈波斩浪、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