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8点坐进诊室，一直到下午1点半，75岁的乔宝璋背不弯、腰不塌，为了少上厕所，喝水只是抿一下。
预约号看完了，门口却还有几个身影。一问，是远道而来，没挂上号的病人。为此，他的午饭时间又要往后推一个多小时。
“生病遭难，来一趟不容易。”他仔细把脉、耐心询问，每一个方子，都要反复斟酌。
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脚步轻快地进门，怀里抱着一颗篮球。
他是来复诊的。八年前，男孩趴在爸爸肩头找到乔宝璋时，虚弱得几乎抬不起头。那时，由于确诊膀胱癌转移弥漫大B细胞淋巴癌，男孩辗转多家医院均被告知治愈无望，医生坦言距离死亡只剩两三年。而现在，坐在乔宝璋面前的少年，尽管有些瘦削，但整个人看起来生气勃勃，正上高一，是校篮球队主力球员。
一个老年妇人坐在了乔宝璋对面，她因肾衰长期透析已无法继续，通过乔宝璋大半年的悉心调养，尿量增加，浮肿消退大半，还能离开轮椅，每天下地活动一番。每次来复诊，都要走上几步，挥动双臂，既表达她的谢意，又显示对生活的信心。
“看着病人病灶缩小，情况改善，我比什么都高兴。”用乔宝璋自己的话说，他这辈子就干了一件比较满意的事，那就是给人看病。
择一业而求精，终一生而不怠
1968年，乔宝璋来到定边县杨井公社向阳大队插队。在这里，乔宝璋遇到了他的第一位医学老师沈仲贤，沈老师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擅长针灸。乔宝璋便也购了一套针灸用具，在沈老师指导下，壮胆先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
一次，生产队一名社员捂着腮帮子直喊牙疼，乔宝璋见状便试着扎了两针，社员的牙痛当即缓解。有了第一个病人，很快就有了第二个、第三个……渐渐地，十里八乡的社员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来找他看病，大家都说，这个知青还是个先生哩。
就这样，20岁的乔宝璋成了大队的“精脚片”医生。每天出门，他左肩扛一把锄头，右肩跨一个红色药箱，里面装有抗生素、消炎药、止血药、酒精、针灸工具、自制的艾绒等。背上药箱行医看病，放下药箱就干农活。
三年实践、学习，乔宝璋已能用针灸、草药治疗一般常见病，同时也坚定了从医的信念。1972年初春，经群众推荐,他进入陕西中医学院深造。
大学毕业，乔宝璋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同年，他参与了卫生部组织的《中医大辞典》编写工作。
“三年时间，我根据联合目录到全国各地图书馆，基本把当时大陆馆藏的中医书籍翻了一遍。”编撰《中医大辞典》期间，乔宝璋有幸结识了张赞臣、裘沛然、邓铁涛、吴贻谷、李经纬等多位中医前辈，他抓住时机向他们请教，如饥似渴地吸收中医知识，并咀嚼思考，力求融会贯通。
1978年，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乔宝璋成为全国首届中医研究生。
不断深造学习的同时，乔宝璋更下功夫苦练看病本事。“用药如用兵，古人常将临床辨证用药比喻为临阵打仗，调兵遣将，这种比喻形象地表述了中医用药的原则。”他说，“《史记》述扁鹊能够洞察人的脏腑，是他有透视眼？应该不是，所谓透视，其实是大夫通过观察病人的整体状态和气色，综合推断的结果。中医说脏象，脏在外有象，医者通过象再认识脏。”
在乔宝璋看来，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更关注的是得病的人，而不仅仅是人得的病。比如最常见的脾胃病，要辨清主要在脾还是在胃，患者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是胖人还是瘦人，是性格开朗的还是内向的，然后判定阴阳气血脏腑经络状况，方能对症用药。
退休后，乔宝璋“鼓动”大学同学赵朝群开办益群堂国医堂。一张方桌、一方脉枕，乔宝璋继续坐堂诊病。“益群的意思，就是有益于群众。”他如是解释。
他的诊室外时常排着长队，那是抢不到号，而又迫切求治者，每次坐诊，他总会看完最后一个患者才息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女儿心疼，要求少看几个病人。乔宝璋却笑称：“还能行，看病上瘾了，医生疗疾却病责任至重。年纪大看病多了，经验也多，多能看准病机，精确下药，正是看病的好时机，只要还能动，我就一直把门诊坐下去。”
“好好当医生，当个好医生，一要医术高，二要态度好”，这个座右铭，他终身坚守，从不懈怠。
医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
每周二，乔宝璋都会受邀到唐都医院坐诊。他所在的中医科是陕西省重点中西医结合肿瘤专科，来这里就诊的患者大都是中晚期的癌症病人。
“中医药治疗肿瘤，虽然在缩小肿瘤的效率上不如西医来得快，但是可以通过辨证论治扶正祛邪，改善症状，提高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对手术放化疗后恢复正气、防复发转移确有效果。”乔宝璋深知，癌症病人心理上的创伤，有时比身体上的病痛更难医治。
身为医者，他力求医病先医心。“来找我的人，可谓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很多人病势较重，心理上难免有负担，也有不配合治疗的患者。”面对患者及家属，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对家属说，话怎么说，这里面很有讲究。“病人不了解病情，经常自己吓自己，有时候医生无心说的话，病人就会记在心上，一点小毛病就可能变成大毛病，影响治疗效果。”
疏导患者情绪，被乔宝璋称为“话疗”。就算碰到预后不良的患者，他也会状若轻松地先跟患者聊天，慢慢分析病情，帮其建立信心，然后再对症开方。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而总是安慰。”乔宝璋借用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名言概括医者职责。“病人把生命和希望托付给医生，这些年我医术上的提高，医道上的省悟，都与众多患者的信任分不开，善待患者是医生最起码的修养。”
乔宝璋的病人，好多是“回头客”。
有一位上海来的老先生，在乔宝璋这里看了15年病。老先生70岁上，血小板减少，严重时候为零，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多处治疗，效果甚微。经人介绍，老先生找到乔宝璋，尝试中医治疗。上百副补气益血、清热凉血的药吃下去，血小板基本恢复到了正常水平。此后，老先生便常年间断请乔宝璋开药调养，85岁因胃癌去世。老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专程从上海赶来，紧紧握住乔宝璋的手，泪流满面：“谢谢您！是您让我多叫了15年爸爸。”
碰到经济困难的患者，乔宝璋非但不收挂号费，还常常垫钱。甘肃一名宫颈癌患者术后发现转移，为看病卖了房子，经济十分困难，他当即拿出自己的工资为患者支付了部分药费，有时患者不方便来取药，他便开好药，按时让助手寄去。如今，患者病情稳定，正常生活。
来找乔宝璋的患者多，有不少是外地人，初诊开了方子，复诊来回折腾，路上很受罪。
他想到了手机，不光自己存了很多病人的信息，还请跟诊的学生建了好几个患者群，在微信上一对一追踪病情，方子如果吃着好，远路病患就在当地抓药继续吃；需要来复诊的，也让学生提前把病情、药方、药效理清，提高看病效率。
“医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医术是就技术层面而言，医道则是从文化层面而论，它包涵了天文、地理、气象、世事人情、伦理等内容。医术到一定程度就受到局限，医者若能将患者、医者、自然、社会融为一体，协调处置，则会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2018年秋，乔宝璋和赵朝群一起到河南新郑看望阔别近五十年的恩师沈忠贤，师生俩交流从医几十年的心悟，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同一句话，“法无定法，观其脉证，随证治之”。
立身不为浮名累，涉世力求本色真
乔宝璋诊室门口的简历仅几行字，含金量却一点也不敷衍：教授、主任医师、研究员，陕西省中医药学会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曾任两届全国中医学会理事，陕西中医学会副会长。
他曾受首届“陕西省名老中医”评审委员会邀请，担任评委，但他自己从未申请参评“陕西省名老中医”。
“古人说浮名累人，申请参评，评上以后会有好多费时费力的事，而且多是些不打粮食的闲事，与其这样不如多读点书，多看几个病人。”当年插队时，社员们经常这样批评不好好种地的农民，而作为医生，在乔宝璋看来，不好好看病就是“不打粮食”。
乔宝璋最擅长的，是用便宜、常见的药，治好复杂、罕见的病。
他问诊很仔细，临证外感重察舌，内伤重脉象。用药又很精炼，所开处方多不会超过十几味药。
乔宝璋认为，药不在多，而在精准，量不在大，而在得当。因此，他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着自己的老习惯：开小方，治病求本。“病人已经很苦了，看病吃药又增加了经济负担，我们大夫应该多替病人着想。”
开小方不仅是因为省钱，更源于他的医学思想。他的方子简易却搭配精妙，药与药之间相互配合，更善于顺天时之势，借五气之力而用药。这是他多年读书，勤于思考得来的真谛。
乔宝璋知道，“欲成天下屠龙手，须读几本要紧书。”多年来，他保持着每天阅读医案的习惯。熟读中医经典，钻研古代名方，一本《临证指南医案》封面贴了几条胶带，书中有好多眉批评注。
乔宝璋善用古方，却从不拘泥于古方，“全凭实效定取舍，不从考据下功夫。”他一向坚信“中医不是‘慢郎中’，能治病、能治大病”，而一些病患从半信半疑到心服口服，其转折点就在于疗效。
他还与西医专家有良好的互动，认为西医好多东西可为我所用，反过来，好多手术后遗症也可通过中医治疗。曾有不少术后刀口愈合不好的患者上门，他用益气养血、去腐生肌的方法，解决了难题。
乔宝璋行医，一直坚持收取很低的诊费，有人劝其提高，他说病人是有难之人，医生挣两个钱够花就行了。
由于声名在外，乔宝璋常有不速之客登门——出高价来聘他的中医馆。他总是婉言拒绝，不过，若对方邀请他去义诊，他会一口答应。
越到晚年，乔宝璋越觉一生所得之道传承的急迫。面对各方邀请，他不顾年事已高，但凡认为有益中医之大事，则有求必应，全力以赴。
在唐都医院，乔宝璋上午坐诊，下午到病房查看疑难病例，还要抽空去科里跟年轻医生们“絮叨絮叨”。中医科主任郑瑾博士毕业后拜他为师，“乔老师非但不收弟子一分钱，还会自掏腰包给年轻人买书赠送。他拿学中医比作修行，教育我们入了行就要苦修思想、涵养、学识和临床，最后达到修心。”
乔宝璋总以“作一明医”自勉。他常说，医重“明”，既在明医之术、明医之道，又在明医之仁，方能不误人误己，无愧天地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