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技术是“定海神针”“不二法器”，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滨湖科学城考察时指出的，“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重要论断精准指出了我国在迈向科技强国道路上的核心挑战与根本出路，即唯有通过自主创新，掌握高新技术，才能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历史不断证明，依赖外国技术必有隐忧。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领跑者，其技术一度领先美国。然而，日本在核心技术研发上过度依赖美国的技术授权，缺乏自主创新。当美国通过《广场协议》和贸易制裁对日本实施技术封锁时，日本半导体产业迅速陷入衰退，最终失去全球领先地位。这一教训深刻地表明，技术依赖不仅削弱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还使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受制于人。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经历过类似的教训，“造不如买、买不如租”观点一度盛行，部分领域长期依赖技术引进，导致在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高新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先导，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也是关乎未来发展的生命线。20世纪60年代，面对国际技术封锁和经济制裁，我国依靠自主研发，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奠定了大国地位。近年来，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再到关税战，逆全球化思潮使国家间产生技术壁垒。部分国家试图通过“小院高墙”对我国实行科技封锁，也倒逼我们认识到自主创新是打破封锁的唯一出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芯片、光刻机等“卡脖子”问题，更凸显了自主创新的必要性。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了显著进展，逐步缩小与美国的差距甚至并驾齐驱。这再次证明自主创新是打破技术封锁的唯一出路。
经过长期努力，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同时，我们也要正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掌握发展主动权、抢占战略制高点，必须牢牢掌握、加快攻关、超前发展高新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
技术突破的前提在于重视科学，尤其是基础研究。历史清晰地表明基础研究对科技强国的重要引领作用。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为现代物理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间接推动了包括GPS导航系统在内的诸多技术发展。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催生了晶体管革命，图灵机理论模型奠定了现代计算机体系架构的基础，青霉素的发现源于弗莱明对霉菌代谢机制的好奇探索。这些颠覆性技术无不是基础科学突破的产物。基础研究位于科研链条的起始端，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当前，我国面临的诸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源在于基础理论研究滞后，未能从源头和底层搞清楚相关问题。因此，要从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由之路的高度，提升对于基础科学的重视程度，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社会创新生态。
这要求我们以基础研究引领应用研究、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从“卡脖子”等现实技术问题中凝练科学问题，着重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提升“从0到1”的原始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力量布局、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科技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健全前沿科技“沿途下蛋”机制等，加快攻克重要领域技术难题。同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迅速应用于具体产业，有效突破产业瓶颈，牢牢把握创新发展主动权。
核心技术的突破还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一体发力。自20世纪中叶进入大科学时代以来，科技创新已从单一范式发展为自由探索、需求牵引、政府引导等多种范式并存，重大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越来越依赖于政府和市场的合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竞争，要强化党和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提升科技创新的组织化程度。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大学、领军企业的定位和布局，形成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强大合力，在战略必争领域形成竞争优势。同时，坚持市场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积极参与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企业主动牵头或参与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围绕重大战略任务开展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
高新技术是讨不来、要不来的，唯有自主创新才能赢得未来。面对国际竞争的复杂态势，我们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自身差距，也要坚定信心，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锻造科技自立自强的“筋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强大科技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