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文字文献学家周祖谟报考清华时，国文试题中有对对子一项，上联是“孙行者”，他对了“胡适之”，受到命题老师的欣赏。胡适听说这件事后，对周祖谟产生了浓厚兴趣，几次约他一见，但周祖谟始终回避。后来，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胡适是知名学者，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统，骤然晋谒，有攀附之嫌。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攀附之风却在一些地方蔓延，攀附心理在一部分人脑中根深蒂固。有的人耐不住低处的寂寞，坐不了偏僻处的冷板凳，拼命赶场子、凑热闹，喜欢攀高枝，依傍他人，千方百计结交显贵名流，把与名人合影握手的镜头作为真才实学，到处炫耀。有的人信奉“圈子文化”，对群众冷暖不管不顾，热衷于打探领导爱好，寻找攀附捷径，把投靠攀附作为自己的“护官符”。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当“家长”、做“大哥”，喜欢下属唯命是从，要求别人百依百顺，对攀附自己的“小兄弟”青睐有加、纵容袒护，对踏实肯干却不会来事的“老实人”则冷言冷语、无端指责，把党内生活搞得很不正常。
“一损皆损，一荣皆荣”，靠攀附形成的“小圈子”，大抵逃不出这样的结果。因为攀附本身并非源于志同道合的相互仰慕，而是公权与利益的相互利用。宋代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指出，“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这样形成的“朋友圈”，因利而聚，利尽必散。
自然界中有植物“绞杀现象”，绞杀者起初缠绕攀附在棕榈树、铁杉树等树的茎干上，最终却将被绞杀植物彻底杀死。“绞杀现象”在攀附的圈子中同样存在。这些年，一些曾经充满神秘色彩的“小团伙”被整窝打掉，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圈子内从众心理的影响，不是因为被哥们义气所绑架，很可能会在关键时刻守住底线，不至于堕落到身败名裂的深渊。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追求真诚平等的朋友，是人类发展和幸福的正常需要。然而，攀附，则是打着感情的旗号，暗中勾结，一方出卖人格，一方公权私授，在攀附形成的“小圈子”内，任人唯亲、近亲繁殖，讲的是“谁是谁的人，谁跟谁是一条线”，政治规则形同虚设；对“小圈子”之外，则阳奉阴违、拆台使绊，严重污染政治生态。攀附行为蔓延，寻租腐败必然盛行，简单清爽的人际关系会日益复杂混浊，不仅让正常交往变了质，也让党风政风变了味。
回顾历史，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出于共同的初心和使命，追求真理而不追随权势，忠诚组织而不依附帮派，相互之间摆脱了攀附投靠的畸形关系，才铸就了坚如磐石的向心力、一往无前的战斗力，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大胜利。
早在1942年，毛泽东即号召全党同志“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共产党人与山头主义势不两立，与攀附投靠水火不容。认清攀附的危害，我们才能从源头上破除“圈子文化”的消极影响，涵养坚定的政治定力，远离“小山头”，拒绝“小圈子”，不搞“小团伙”，以实际行动净化政治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