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和家人在一起。
家书是写给最亲近的人的，本来就是私密的文字，作者没有想到会公开，所以在信中与家人敞开心扉，把无尽的思念和真挚的情感倾诉于笔端。重读革命前辈写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家书，那一个个鲜活的场面、一句句朴素的话语、一段段浓烈的情感，扑面而来，使我们仿佛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思亲恋家、铁骨柔情的美德
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陈鸿汉烈士在战斗间隙给父母写信，对于自己11年没有跟家里联系深表歉疚，报告工作和生活情况，表示“当我把蒋介石打垮后，返里，看大人，请大人原谅吧”。
早年参加革命的钟敬之也是12年没跟母亲联系了。1949年6月上海解放后，他担任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抽暇给在老家嵊县的母亲写信，畅叙别情：“和母亲是一定要见面的，那时候，或者是我回家去，或者是请母亲来上海。”
1950年8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建军节，王少勋收到弟弟的来信，得知母亲去世的噩耗，赶紧给弟弟回信：“您想，我心中是多么的难过呀！回想十三年前的分别，我为了抗日救国民族解放事业，奔赴民族解放的疆场。这一分别，竟然成为永别了。”
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并非没有感情的人，他们想家、想念亲人，期盼与亲人团聚。可是为了大多数人的解放，很多人没有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家乡，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亲人。
信仰坚定、勇于牺牲的精神
1948年9月27日在塔山阻击战前大东山战斗中牺牲的许英烈士，在战前写给母亲还没有寄出的家书中说：“为着母亲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自由解放我情愿以死杀敌，我的光荣正是母亲的光荣、全家的光荣”。
在渡江战役中牺牲的华野九纵25师75团侦查员牟明亮烈士，于1948年10月21日给父母写信说：“我们日前攻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歼敌十余万人，胜利品很多，但我在战斗中，右背负伤，现已痊愈。我又回到本单位工作，各方面也特别的快乐，希大人勿念。”
1949年6月13日在咸阳阻击战斗中牺牲的郭天栋烈士，在写给父母尚没有寄出的家书中说：“儿为祖国不能敬〔尽〕孝，儿为人民不顾己事。儿虽没入党，而〔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战士。今日站在革命队〈伍〉里，一定非把敌人消灭完，牺牲到底才回去侍奉大人。”
许英、牟明亮、郭天栋，都是在人民军队里锻炼成长起来的坚强战士，他们认清了革命的前途和方向，坚定跟党走，用自己的牺牲换来了革命的胜利。
主动作为、追求崇高的品格
1949年1月24日，参与接管天津的四野战士罗士杰给父亲写信说：“只要再有一年，这个全国光明的日子就会来临，希望您保重身体，努力生产，支援前线，以助我们早日完成全国解放的胜利。”
1950年1月6日，即将赴长沙就任53军政委，参与改造长沙起义部队的王振乾将军给两位弟弟写信，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新知识，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不要从自满保守情绪出发，计较个人的斗争果实，因而产生松劲享乐退休等现象，革命斗争日久的同志固然不应如此，初步献身革命的青年更要长久保持内心的火热。”
1951年3月21日，解放军战士李征明给父母写信，同时寄书回家，希望几位弟弟、姐姐、妹妹思想上进步，工作上努力，认为“青年人要找到光明前途，惟一参加革命工作和各种建设上去，和参加组织更是重要的政治生命”。
参军、入党，为了新中国的成立浴血奋战，然后激情满怀地投身新中国建设，个人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是那个时代的青年所追求的主流价值观。
着眼大局、自我革命的勇气
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朱瑞将军，在战前写给母亲和哥哥的信中说：“我家有地出租，这就是地主，应做模范，把地自动让给农民，这才算名符其实的革命家庭。”
1949年10月24日毛岸英在写给表舅向三立的信中说：“我爱我的外祖母，我对她有深厚的描写不出的感情，但她也许现在在骂我‘不孝’，骂我不照顾杨家，不照顾向家；我得忍受这种骂，我决不能也决不愿违背原则做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觉哉担任内务部长。1950年1月21日他给湖南老家的两个儿子写信，明确拒绝了他们来京的请求，即使以后要来，也要自己买票，“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
1950年2月2日正在四川纳溪县政府担任秘书的二野军大毕业生李骝先，写信劝父亲“换脑筋，学习新社会的理论，使思想不会落人之后”，希望大哥“去〔取〕消旧意识、旧作风，努力工作，争取入党，做一个最新式的布尔什维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