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改革开放的两个重大历史关头，以远见卓识和非凡魄力作出正确决策，为中国改革拨开迷雾、大步向前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两个重大历史关头分别是：其一，1978年底，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经历了两年多徘徊后，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其二，1992 年初，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困难时刻，迫切需要解决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深入研究邓小平在这两个重大历史关头拨云见日、举旗定向的历史，是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史的一把钥匙。
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在邓小平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伟大转折点，有几个重要原因：一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党内外普遍要求纠正“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二是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时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要适时结束，转入正常工作，从而提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主张；三是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把原本准备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了一次为全面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
（一）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议程
1978 年11 月10 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会前，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一九七九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大家热烈拥护、一致赞同的。但是，在宣布会议议程时没有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不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问题，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
从 11月 11日的分组讨论开始，就已经有人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问题。12日，陈云在东北组讨论时发言，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接着，他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陈云所讲的六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关心的问题，也是敏感的问题。他的意思很明确，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历史的包袱必须甩开，才能轻装前进。错误不纠正，很难迈开前进的步伐。这就是“向后看”的观点。
陈云的发言，代表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之后党内思想解放，要求深入批判“两个凡是”错误观点、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错误的主流思想。他的这个重要发言，立刻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各组都不约而同地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当成了议论的中心话题，呼声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除陈云发言提出的问题外，参加会议的同志还提出其他一些重大错案，如“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的平反问题。
在这些议论的强烈推动下，11月 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11月 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涉及党的领导人的一些已经查明的重大错案平反。这是“向后看”取得的重大成果。
中央工作会议对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暴露的意见分歧也进行了热烈讨论。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
与此同时，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北京等大城市出现一些自发的群众集会和大小字报，在表示拥护党中央决定的同时，也要求追究压制解放思想、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领导人的责任。有的人还提出了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错误意见。特别是一些反动组织和别有用心的人也混迹其中，煽动群众以追查毛泽东的历史责任为由头，企图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严重扰乱了人们的思想。这些情况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控制，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党内外的大混乱。
（二）邓小平提出“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为实现历史转折廓清了道路
邓小平并没有一开始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是 11月 14日晚上结束出国访问后回国的。他高度肯定中央工作会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成就。他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同时，他以强大的责任担当和高度的战略思维，果断提出：“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从“向后看”到“向前看”，按照邓小平的解释，就是“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为此，他及时作出了三个重大举动。
第一，旗帜鲜明地表示，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
11月 25日下午，邓小平在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情况汇报后明确表示：“我们的工作要跟上去，要积极引导群众，不能和群众对立。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当晚，邓小平的这份讲话记录被分发到中央工作会议各组。
此后几天，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强调，“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得出来的。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历史是抹不掉的”。29日，北京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邓小平的谈话精神，这些讲话宣布以后，全国逐渐稳定下来。
第二，确定旨在维护中央领导层安定团结的人事安排原则。
关于国内外普遍关心的中央领导层人事安排问题，11月 27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指出，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他一段时间的表现，群众对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12月 1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部分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的打招呼会议上强调：“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12月 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人事问题作出如下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九人为中央委员。这样，中央的人事安排基本上确定了下来，准备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第三，提出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方针。
处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遗留的大量冤假错案，是“向后看”的题中之义。但是，这些数量众多的冤假错案，情况极其复杂，涉及到党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方针政策，更牵连到众多故去和健在的党的各级领导，处理得不好，势必会激化党内矛盾，甚至引发混乱。为此，邓小平提出，“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而“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解决遗留问题要快，要干净利落，时间不宜长”，“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
在局面混沌不清的情况下，邓小平因势利导，把“向后看”与“向前看”有机结合起来，果断采取一系列正确有效的举措，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稳定了局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廓清了道路。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局势逐渐明朗后，邓小平开始集中精力思考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早在 10月下旬，邓小平就约胡乔木等人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明确讲话的主题是怎样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到了 11月底，鉴于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形势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决定改变原先讲话的主题，重新起草一份讲话稿，聚焦工作重点转移之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点问题。这件事他高度重视，亲自动手撰写了一份详细的讲话提纲。之后，邓小平又多次就讲话稿的主题、内容、文字和结构等发表意见。经过多轮修改完善，讲话稿最终定稿。
12月 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深入分析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之后，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些最重大最关键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主要包括：第一，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第二，强调解放思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三，重申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第四，提出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明确提出要实行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等等。邓小平的这篇纲领性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指导思想，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是解放思想、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2月 15日，为期 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落下帷幕。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的充分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于 12月 18日至 22日在北京召开。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以及决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来说，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二、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发表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中国外有压力、内有隐忧。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 1月 18日至 2月 21日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
首先是国际形势。1989年至 1992年间，苏联和东欧 8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的共产党或工人党先后失去政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急剧转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仅是 20世纪一场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彻底打破了国际格局的平衡，更是世界社会主义遭遇的重大曲折，对社会主义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造成了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也由原先的 15个锐减至 5个，各国共产党组织和党员人数大幅下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空前逆境。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的帮助和指导下创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在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着 90多年历史、执政 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丧失政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发生政权更迭，这一历史剧变对中国共产党的冲击力和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此时，西方政客和新自由主义学者，兴起了一轮又一轮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科学社会主义的恶浪。他们发动舆论攻势，炮制各种“社会主义失败论”“资本主义制度永恒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了，人类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势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不能站得住？中国怎么办？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
其次是国内形势。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对此，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这场政治风波也促使党更加冷静地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遇到的曲折对我国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有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缺失信心，也有人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疑问。中国还要不要搞改革开放？搞什么样的改革开放？
其时，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改革最终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这是改革开放十多年间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只能搞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征，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这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个观点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成为阻碍改革深入发展的重要思想障碍。如果不能从根本属性上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改革开放就没有明确方向，就不可能加快发展。
其三，1992年要召开党的十四大，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契机。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十四大将怎样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改革向何处去？我们必须作出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讲，南方谈话是十四大的前奏，是筹备十四大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大意义
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勇敢地站出来，力排众议，发表一系列谈话，为中国改革拨正航向。面对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动和人民对改革发展深入推进的迫切要求，南方谈话清醒把握时代趋势和重大挑战中蕴含的战略机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我们应该怎样判断当今世界的主题？在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惑和悲观的时候，邓小平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邓小平满怀信心地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在此基础上，他反复强调我们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这些重要论述为后来党中央提出我们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提供了依据。
南方谈话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撑。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些重要论述彻底捅破了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禁锢人们思想的最后一层窗户纸，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逐渐明晰。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的来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两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讲，它科学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深化和升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理论。从实践来看，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为了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统一全党思想，迎接党的十四大的召开，1992年 2月 28日，党中央将邓小平谈话要点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并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3月 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召开，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完全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认为谈话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央还专门出台意见就贯彻落实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作出部署。
1992年 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会议作出了三项决策：一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这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决策，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两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以革故鼎新、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善于创造性思维、善于打开新局面的锐气，拨云见日、举旗定向，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他作出的光辉业绩、创立的科学理论，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上。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