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而立之年的邓小平在留党察看状态下，跟随踏上征途。长征途中，他坚持办好《红星》报，亲历遵义会议，在军事斗争一线开展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一路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几十年后，当家人询问他长征时都做了什么，邓小平回答：“跟着走！”跟着走，虽然只有三个字，但内容丰富，寓意深邃，意味绵长，邓小平坚信只有跟着党中央和毛主席走下去，才不会掉队，才能走向胜利的前方。
主编《红星》报
《红星》报由红军总政治部出版。1933年7月，遭受错误打击的邓小平受命主编《红星》报，形式为四开铅印。长征开始后，由于物质匮乏和环境不稳定，《红星》报改为油印。
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油印版第1期出版，邓小平亲自撰写了社论《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指出“红军必须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去开辟新的苏区”，鼓舞着指战员前进。
为办好《红星》报，邓小平几乎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带着印刷工具，边赶路边收集材料。到宿营地，别人睡觉，他在灯下继续忙着写稿、编稿，刻蜡版、搞油印。后来为轻装简行，只保留了一台简易的手滚油印机，出版难度可想而知。但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1月的70多天里，在邓小平的带领下，《红星》报仍然出版了七八期。很多稿件都是他亲自撰写，如通讯《伟大的开始——一九三五年的第一个战斗》，详细记载了红军强渡乌江天险的战斗。
邓小平把《红星》报办出了特色，成为“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不仅阐释、宣传党和红军的战略意图、行动方针，而且以问题为导向，尝试解决红军指战员的实际困难。比如《红星》报第4期刊载《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疾呼重视战士光脚行军现象，并发动战士打草鞋，得到积极响应，问题很快解决。第6期刊载《消灭掉队落伍的现象》，提出增强收容队工作，开展反对故意掉队落伍的斗争，加紧卫生工作与改善给养，减少病员与掉队落伍现象。
亲历遵义会议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了博古、李德等人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事实上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遵义会议，并负责会议记录。对于会议的情况，多年后他都记忆犹新。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视察贵州，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他触景生情，不停地向随行人员讲述当年情况，对会议在哪个房间开，他坐在什么位置，如数家珍。1965年11月21日，邓小平再次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后来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到遵义会议时，作为亲历者的邓小平说“这个事情我清楚”。
遵义会议前后也是邓小平政治生命中的转机，他由被排挤、被打击转变为受到信任，转换到重要工作岗位上来，“第二次当上党中央秘书长”。作为秘书长，他负责安排中央首长生活；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协助处理中央事务，参加了党中央的许多重要会议，开始了他后来更为光辉的战斗历程。
担任宣传部长
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后，党中央为加强前线部队的领导力量，决定将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
频繁的战斗，艰苦的生活，更需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纪律性。1935年7月16日攻占毛儿盖后，上任不久的邓小平，就在部队干部战士中开展了一次宣传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是学习、讨论军团政治部印发的《党中央关于会合后政治决议讨论大纲》。通过学习、讨论，消除了部分人对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怀疑情绪，提高了指战员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与民族政策的自觉性。
8月初，为配合红一军政治部进行的为期五天的整顿，邓小平带领宣传部开展政治动员、教育工作。采用讨论会、课外娱乐测验问答、政治测验评比、自由晚会等形式，进一步宣传中央关于赤化陕甘的方针和意义。
针对群众的宣传工作，邓小平同样抓得很紧。每到一地，宣传队就忙着在大街小巷张贴布告或写标语，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号召群众安居乐业，打消群众猜疑。有一次在甘南某地宿营，宣传队队员吃过晚饭，就准备休息了。邓小平批评了他们，耐心解释宣传的重要性。大家听明白了道理，扎起火把又去写标语了。此后，队员们到达新地点，无论早晚，放下背包，第一个任务就是写标语、贴标语，十分自觉。
同时邓小平非常关心下属的成长，注意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红一军团的“战士剧社”，由十四五岁的“娃娃兵”组成，大多没有上过学。邓小平经常利用行军间隙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认字，学文化。
万水千山只等闲
长征中的困难接踵而至，长期征战、食不果腹、衣着破烂，似乎每前进一步都是生死关。如翻越夹金山时，邓小平的战马病死了，他只能背着行李，拄着木棍，一步一步地爬过了这座大雪山。不过困难没有消磨邓小平的革命意志，反而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他聊起天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大家吃不饱肚子，邓小平聊“美食”，使饥肠辘辘、九死一生的大家暂时忘却行军疲倦。不久，大家就将“美食”聊天叫作“精神会餐”。他与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成了好友，两人没有吃的就“精神会餐”，没有烟抽就拿破纸卷树叶子。1935年9月到哈达铺时，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大家要食的好”的号召，给每人发了一块银圆，在当时有不小的购买力。邓小平把他那一块慷慨拿出来买鸡，和宣传队队员会餐，让几个月风餐露宿的大家吃顿饱饭，补充营养。
就这样，邓小平带着对革命前途的胜利信念，始终坚定跟党走，坚决不掉队，最终战胜一个个艰难险阻，越过千山万水，一步步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摘编自《中国档案》2024年第10期杨代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