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雪山》布面油画（局部）。 崔晓晓/绘
坚定的革命信念是红军胜利之根，铁的纪律则是其胜利之本。在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中，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斗争生活，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红军坚守铁的纪律，锤炼了红军队伍铁的纪律观念，最终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坚持党的领导——创造奇迹的最重要原因
长征的胜利之所以被世界称为奇迹，不仅因其路程之遥远，更是因其面临着众多难以计数之困难：道路难行、自然条件恶劣、数倍于自己的敌人以及长征初期党内的错误路线和错误政策。每一项都足以使红军面临灭顶之灾。
那么，是什么力量激励和支撑着红军指战员跨过了激流汹涌的条条江河，翻越了陡峭险峻的座座高山，穿过了沼泽密布的茫茫草地，克服了数不清的艰难险阻，取得长征胜利的呢？1938年4月，张闻天在陕北公学演讲时指出：“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她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那种精神，就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在这次长征中，我们的确曾经碰到了无数的困难。”“然而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思想，就是无论如何要克服这些困难，要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
在长征途中，党员干部成为跟党走的表率。据红军战士方国安回忆：“长征中，不管情况多紧急，部队多疲劳，党的组织生活一直没有间断。”长征中，先后有422名营以上干部牺牲。据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讲，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之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党员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形成长征精神的强大动力，广大党员干部始终以模范带头作用影响和带动红军战士战胜艰难困苦，给广大红军战士作了表率。
长征途中，红军部队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周恩来把自己的担架让出来，让受伤的机要参谋坐，彭德怀把自己身上的粮食倒出一半来，分给军团教导队长——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民主、平等的革命精神。长征中，团以上干部才配有马，但多数干部都让给了伤员和掉队的战士骑。同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医护人员为照顾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友，把自己保存的一点青稞面让给他们，自己却用野菜、草根充饥。官兵中一人晕倒了，几个人抢上去扶持，许多同志为了救援别人，自己陷入了泥潭之中，牺牲了生命。红军过草地时严重缺粮，为了弄清挖来的野菜是否有毒，一个连队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小组会，党员们争着先尝野菜，最后不得不进行举手表决。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部队更加团结，红三军团某连有九名炊事员相继牺牲，而这个连没有一个战士因饥饿而死。部队在长征中损失巨大，不断整编、压缩、合并、撤销，干部层层下放，各级指挥员都以大局为重，能上能下。
民主和集体决策——战胜艰难险阻的关键之举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那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决策。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民主和集体决策，红军就处于险境。在“左”倾教条主义者居于党内领导地位期间，红军的民主传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广大红军指战员只能机械地执行中央决策，否则就会遭到斗争和打击，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红军的民主传统，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参与围堵的敌军虽有数十万之众，红军却能进退自如。
每当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和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都及时召开相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湘江战役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扎西会议的召开，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到扎西会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有史可存的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有数十次之多。不仅如此，毛泽东经常要求各级指挥员召开各种形式的“诸葛亮会”，征求各级指挥员甚至普通战士的意见。陈毅回忆说：红军时期的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导，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
严守群众纪律——赢得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红军长征曾经过西南、西北大片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为主要奋斗目标。
红军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时，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先渡过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盟修好，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地区。五世格达活佛通过对红军的亲自观察，以及与朱德的九次促膝长谈，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澄清了此前流传的污蔑红军的言论，他还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们解决了御寒衣物。
红军之所以是红军，还在于执行了自觉严格甚至严酷的群众纪律。部队筹集到数量有限的青稞麦，炒熟后压成了粉子准备过草地用。进入草地后，部队艰难地穿行，维持生命的粉子一天天地减少。为使部队渡过难关，甘泗淇召集政治部的同志开会研究，作出三点规定：各连首长要亲自给部队发粉子；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此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十七团一个连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自己悄悄地多拿了一把。此事反映到军团政治部。为了严明纪律，该指导员被撤职，甘泗淇签发了处分决定。时任师政委廖汉生回忆说：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中看来，也许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们向饥饿作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半点私利的权力。
依靠这些铁的纪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各民族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万人，四川有5.5万人，甘肃陇南有2000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