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面临了诸多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包括爬雪山、过草地、渡江河等等，特别是红军草地行军被党史学者称为“生死行军”。红军征服“杀机四伏”的茫茫草地，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英雄部队，红军悲壮的草地行军是中国革命惊天地、泣鬼神、苦难而辉煌的篇章，它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制胜的精神密码。
错失战机只得过草地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后，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考虑，倘若川西北的红军与川陕红军合兵一处，然后纵横于陕、甘、宁、新数省，打通国际通道，与苏联相呼应，形势将不可控。他迅即成立西北“追剿”纵队，令胡宗南为纵队司令。西北“追剿”纵队成立后，胡宗南很快调集大军于陇南及川甘边境地带集结。胡宗南认为，平武和松潘两镇乃川西北扼住红军北上陇南的要塞之地，特别是松潘，则是川西北经陇南的咽喉所在，得之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失之则处处被动。
早在四月下旬，因红四方面军迟缓了一步，松潘便落于敌胡宗南部。其时，红军已经占领川西北的茂县、理县懋功等岷江西岸地区，要向陇南北上甘陕，就不得不走松潘这条通道。毛泽东认为，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关键。毛泽东已经看出，胡宗南占据了松潘，成为红军北上的最大威胁，那么击败胡宗南是红军顺利北上的关键。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进路线。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指出岷江两岸之懋功、松潘、理番地区荒凉贫瘠，红军难以解决给养，是不宜建立根据地的，同时也阐明向南或向大西北进军也不合适的理由，向陕甘进发建立根据地才是正确的选择，陕甘一带地域宽阔，人口较众，物资亦充裕，不仅能扩大红军规模，也能解决红军补给。红军应迅速北上，打败胡宗南占领松潘，为北上陇南扫清障碍。
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胡宗南已在陇南集结了20多个团的兵力，即便红军到了那里，也难以站稳脚跟，提出南下攻打成都的建议。与会者一致反对张国焘的意见，张国焘口头上服从中央决定。
6月29日，中革军委根据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精神，拟定“松潘战役”计划，旨在趁胡宗南初到陇南，主力尚未集结、碉堡亦未构筑完成之际，一鼓作气打败胡宗南。这时，红一、红四方面军有十万之众，胡宗南也正在集结兵力，各项部署正在准备中，红军若果断出击，打他个立足未稳，拿下松潘扫平陇南是非常有把握的。
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政治局决策，他所掌控的红四方面军迟迟不北上，执意坚持南下成都。
为了争取张国焘，整个7月都在又团结又斗争的争论中耗费了。战争讲究兵贵神速，张国焘的自私和错误使红军错失战机——敌人已在松潘要道上构筑好碉堡和壕沟，张开大网等着红军去钻。7月底，国民党各路大军于岷江一带形成铁壁合围之势，东邻岷江，南接大雪山，北连草地。敌人在这里集结了200多个团的兵力，东面是薛岳的中央军130个团，南面是川军刘湘的50个团，西面是川军刘文辉的15个团，北面是胡宗南的27个团，正像一张大网铺天盖地而来。
此时，红军天时、地利、人和俱失，已全面丧失战机，中革军委被迫放弃松潘，不得不取道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草地北上。要过草地，红军就必须占领另一军事要地——毛儿盖，毛儿盖东距松潘50多公里，其战略地位次于松潘。防守毛儿盖的敌军虽然只有一个加强营，但敌军凭险固守、以逸待劳，红军尽管在兵力上处优势，却打得十分艰苦吃力，前后鏖战8天才拿下毛儿盖。
不屈不挠艰难行军
红军所经过的草地，是十分独特的川西北自然地貌，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接合部，长达250多公里，宽达150多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由于在历史上属松潘县管辖，故而也叫松潘草地。新中国成立后，重新调整了松潘一带的行政区划，现分别由松潘、红原、若尔盖、阿坝等县管辖。当年红军过草地走的时间最长、走得最艰苦的是若尔盖草地，这个草地是几路红军都经过的地域。
红军过的草地，其实就是高原湿地，里面汊河密布，因到处淤滞而成沼泽。草地气候恶劣，变幻无常，时而雷鸣电闪大雨倾盆，时而晴空迷雾，且昼夜温差大。每年的5月至9月为草地的雨季，本来低洼泥泞之地，加之大雨倾泻，草地顿成漫漫泽国，红军正是在这个季节过的草地，其险情其艰难可想而知。
（一）红军过草地常有被吞噬的生命之危。红四团作为过草地先遣团依靠藏族向导摸索前行，试图为全军探出一条道路并设下标记，他们踏着千年沼泽的草甸，在沼泽的草地找出一条曲折的小路。但是，由于连日阴雨不断，淹没了红四团设置的路标和行进路线，后续部队进入草地后便身陷险境。
亲历长征的老红军刘统回忆道：“举目荒凉，一片草野，四周矮山也不长一棵树木。一路腐质土浸满了污水，没有草根的地方，脚踏下去直没过膝盖，马儿经过处，埋没了四蹄”“我们的脚从出发以来都未曾干过”“看不到一个鸟儿飞过，也听不到一个鸟儿叫声”。红军过的草地，许多地方河沟交错，淤黑色的积水，散发出腐臭的气味，沼泽地上的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红军只有选准大如蒲团的草墩儿作为落脚点，从一个草墩儿跃上另一个草墩儿，若不慎便会身陷泥潭，招致被吞噬之灾。
更令人生畏的是，草地的一些地段接连几十里水深没膝，甚至藏族向导也难以找准正确的行进路径，一些战士因而身陷淤泥而丧生。当一个战士腿陷泥潭，身旁的战士伸手拉同伴时，自己也极可能同样陷进去，其他战士用同样的方法抢救，往往也会招致同样的命运。有的战士身陷泥潭，还来不及抢救，整个身体就已经被吞没。有些骡、马等牲畜陷入泥潭后凭着本能拼命地挣扎，却不料越陷越深，牲畜的身躯被淹没时，可怜水面上只留下一串串水泡。
红军战士渐渐摸索出了有效的救人方法——当一个战士不慎身陷淤泥时，其余的战士赶快解下几条绑腿带，将绑腿带的一头抛给陷进泥潭的战士，让他将带子捆着腰，然后将其拉上来。
（二）红军过草地要忍受饥饿之苦。饥饿是红军草地行军的另一大威胁。草地行军之前，尽管各部队进行了充分的筹粮工作，但川西北地瘠民贫，物资匮乏，草地行军若7天左右，那么每个红军战士需要5至7公斤粮食，但因条件所限，有的部队甚至只筹到两天的干粮。
草地行军的战士，每人身上背的一小袋青稞麦粒或青稞麦粉，成了他们的保命粮，青稞麦粒差不多一颗颗地数着吃，麦粉也省了又省，本来麦粉就少，若是被雨水淋湿，就变成了难以下咽的粘疙瘩。战士们身上的青稞麦粒和麦粉，两三天就吃完了。还有大半的路程只得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这些“食物”有的有毒，吃了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中毒身亡。前面的部队将野菜、草根、树皮吃了一遍，后面的部队连野菜、草根、树皮都没得吃，无奈之下只得将皮带、皮鞋，甚至皮毛坎肩和鞍子煮来吃。
有一个叫谢益先的红军战士，在刚进入草地时正碰上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很瘦弱的孩子，他将仅有的一袋干粮给了她和孩子。大家在吃饭时，他就悄悄地在附近找野菜吃，有时找不到野菜就喝点凉水充饥。后来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便倒了下去，离开了这个世界。
负责殿后的红三军团准备的干粮更匮乏，能吃的野菜、草根、树皮更少。所幸三军团有六匹骡马，于是军团长彭德怀命令全部杀掉。就是这几匹骡马，救活了许多红军战士。
（三）红军过草地要忍受寒冷之苦。红军过草地虽然是8月下旬，但草地天气却变化无常，时而烈日，时而冰雹，时而暴雨，时而大雾，且温差极大，晚上气温有时忽然降至零下六七摄氏度，雨雪交加，狂风怒号。
而红军战士大多数穿的是单衣，不少战士还穿着草鞋，有的甚至打着赤脚，在寒夜里冻得瑟瑟发抖。更兼草地沼泽泥泞，几乎找不到干燥的地方，夜间睡觉都是一个大难题。战士们将就着铺点东西露宿，有的卧在地上，有的坐着打盹，有的背靠背互相取暖，战士们在风雨中煎熬，可谓“饥寒交迫、冻馁交加”。
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描述过草地的艰苦情景：“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塌塌，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四）红军过草地要忍受极度疲劳和疾病之苦。草地行军，由于异常恶劣的气候及地理环境，加之饥饿与寒冷，战士们的体能已到了极限，处于十分疲劳的状态。茫茫草地，除偶尔能看到零星的灌木丛出现于缓坡平岗之外，连一株树木都很难见到。人行走在其间，因缺乏判定方向的参照物，常常会迷失方向，有时艰难地行走了半天，才发现又回到了原地，使人疲劳之极。
红军战士本来忍饥挨饿，还要在草地上艰难地跋涉，体力渐渐耗尽，不少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野草丛中，再也没能爬起来。红军收容队发现过草地时每天有三四百人掉队，在晚上露营时，这些人有的三五人一组背靠着背休息，待到第二天早上收容队去叫他们时，一推一个倒，摸一下才发现他们的身体完全冰冷僵硬，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红一团的一个班，他们在大雨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吃早饭时，连长发现他们都没来，放开嗓子喊叫，却好长时间没有回应，过去一看，才发现这个班的战士已全部停止了呼吸。就在即将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还发现成片的战士长眠在草地上。
草地恶劣的环境，使许多战士染上了疟疾及其他疾病。有一位来自江西石城名叫郑金煜的红军战士，因年纪尚小担任小宣传队员，刚进入草地时还生龙活虎的，时而唱山歌，时而讲故事，帮着背柴草，忙前忙后的，但不久后他突然发起了高烧，那时部队缺医少药，团政委杨成武将战马让给他骑，把干粮匀给他吃，但他终究没有挺过来，临终前，他用微弱的声音对杨成武说：“政治委员！我不行了，感谢你对我的照顾。我知道党的事业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会胜利。”说罢，抱憾而去，周围的战士没有不伤感流泪的。
一些战士本来已疲惫虚弱，再遭遇到恶劣的草地环境和饥饿的双重煎熬，病倒了就再也没有爬起来。很多战士没有倒在战场上，却因饥饿与疾病交加长眠在草地上。
红军过草地，是长征途中大自然给红军的重大考验，也是红军战士痛苦的记忆。诚如张闻天夫人刘英所言，“红军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草地虽然异常险恶，但英勇的红军凭着不怕困苦、不畏牺牲、不屈不挠的顽强革命精神，走出了这片令人恐怖的生死地。
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红军之所以能战胜草地这一“自然之魔”，在于其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和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
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草地行军途中为了给大家鼓劲，给红军战士讲故事，使艰难行军的战士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周恩来过草地时深受疾病折磨，但他从未动摇其理想信念，十分坚毅地与大家一道走出了草地；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和谢觉哉被人们称为党内“四老”，深受党内同志尊敬，他们始终乐观向上、步履坚定地走完了草地。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已年近六旬，他在徒步行军途中正好碰上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为什么不骑马，老人诙谐地说：“我给马找到了工作，让它给红军大学三个生病的学员驮行李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女红军战士，她们巾帼不让须眉，用女性特有的坚韧与生命极限顽强抗争，同样体现了红军战士的英雄气概。曾赴法国勤工俭学的蔡畅大姐，与战士们一道穿梭在沼泽草地间，挖着野菜来充饥，她还常给大家讲故事或唱革命歌曲，她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着周围的战士；曾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李伯钊，是红军队伍的歌唱家，也是戏剧家，在艰难的草地行军中，她以动人的歌声激励和鼓舞着战士们；还有身患肺结核的邓颖超、在长征途中受伤而身存多块弹片的贺子珍等女红军战士，她们信念坚定，勇毅前行，拖着伤病之躯走出了茫茫草地。她们还时常鼓励其他伤病员，一定要坚定信念，坚持就是胜利。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是红军能走过草地的根本原因。“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没有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红军便走不完二万五千里长征，更走不出险象环生、时时有生命之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永远鼓舞中华儿女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