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有一座著名的县城，它的名字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就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所在地，赣南第一支红色武装、第一块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的全红县之一和巩固的后方基地——于都（历史上曾称“雩都”）。当年，红军在于都留下了众多的革命活动旧址、旧居，如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中共赣南省委旧址、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旧址、长征前夕毛泽东旧居等。那么，红军长征集结地为何选择于都呢？
于都有更有利的地理条件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日益缩小，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于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9、10月间开会讨论突围与转移的线路。在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据地的东方门户福建长汀；在北线，敌北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到兴国、宁都、石城一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已成为敌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无法在这些县域集结；在西线，有大山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唯有在南线，红军与陈济棠的粤军进行过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借道”等5项协议，有利于红军经过南线。因而，位于中央苏区西南角的于都进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考虑红军集结和突围的首选地。另外，于都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中央苏区相对中心的位置，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隐蔽，又开阔，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再加上当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于都比集结瑞金相对安全。
于都有更扎实的群众基础
于都是中央苏区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省军区所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方。除红都瑞金外，于都比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群众基础。首先，于都在扩红方面成果丰硕。于都是当时的扩红先进区，据《于都县志》记载，苏区时期，于都“参加正规红军的有56726人，参加地方红军的有11793人”。同时，书中还明确记载，1935年于都人口为254750人，到1936年10月锐减为175366人。由于有良好的扩红基础，长征前夕，于都县有近万人参加红军。其次，于都人民真心支持红军。当年，于都河有400多米宽，水深浪急，红军选中渡河的8个渡口中有5个需要架浮桥，而架设浮桥需要大量的木板、船只和船工。为了帮助红军架桥，沿岸的百姓将所有能用来搭桥的家当都捐献出来，并先后汇集了大小船只800多条。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红军才能在短短4天时间架起5座浮桥。1934年10月，时任军委工兵营营长、指挥部队在于都架桥的王耀南在他后来的著作《坎坷的路》一书中，记录了几个于都老百姓支援红军的生动细节：“有一次，我正在指挥架桥，突然看到河滩上何立斌、刘调元几个同志和一个老大爷争吵，互相争抱几块木板。我当时心想，征集材料怎么能和老表吵架呢？连忙跑了过去，安慰老大爷说：‘老大爷，板子我们可以不要你的。’我的话还没说完，老大爷更急了：‘这位同志啊，你怎么硬是不通情理。红军战士前方打仗，连命都拿出来了，我献出几块棺材板算什么！’”后来，王耀南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听后感慨地说：“多么好的群众啊！”又如，于都籍红军战士谢宝金背着68公斤的发电机，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穿越雪山草地，走到了延安，毛泽东称他为“长征模范”。最后，于都人民真心保护红军。中央红军是怎样在4天内悄无声息地完成渡河的？时任红军第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曾这样回忆：“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还给你千万只手！”正是群众的无数只手、无数双眼，让敌人变得像瞎子一样。为防止敌军飞机侦察、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于都人民与红军工兵一起，头天傍晚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不留痕迹、不留安全隐患。同时，近30万于都人民严密封锁消息，还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直到所有红军官兵顺利跨过“长征第一渡”，敌军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正所谓“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可见，正是这种“军民团结一家人”的鱼水深情和于都人民对红军的支持与保护，才能使红军在短时间内完成集结和转移。
于都有更雄厚的物质保障
在前4次反“围剿”中，于都一直不是主战场，被破坏的程度不是特别严重，比其他地方有更好的物质基础。长征前夕，中央红军大部在于都集结9天，补充了粮食和弹药等，为长征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据考证，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休整期间，于都人民为红军筹集粮食、菜干、衣物等生活物资，加紧赶制了20万双草鞋送给红军，为红军准备了4天以上的口粮；收集大量子弹壳、铜锡、土硝、废铁等兵工材料供给红军；为了让红军休整好，他们还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给红军住。此外，据史料记载，长征出发时，国家银行随军担运了在于都等4县筹集到的数十担银元，这对红军长征时的给养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仍然悬挂着一幅由80双草鞋拼成的中国地图，反映了当年于都的妇女和老人们为红军赶做了一双双结实的草鞋，期盼红军官兵穿着草鞋打胜仗、早日凯旋的情景。
于都有更突出的军事优势
根据中央红军的突围计划，突围方向是中央苏区西南部赣粤边界。于都作为距这一道封锁线最近的苏区县，其集结运动方向与突围方向是一致的。在此集结和出发，有利于红军隐蔽和接近、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提高突破封锁线的成功率。据《于都县志》记载，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云石山来于都……”在那段日子里，毛泽东深入茶梓、小溪、罗江等地，了解当地情况，为红军战略转移选择路线。通过深入调查和分析，毛泽东认为，集结后从于都出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乘敌不备突破敌人在安远、信丰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西转移。时任少共（共青团）中央局组织部部长的刘英后来在她的回忆录《在历史的激流中》写道，中央红军“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选定的路线”。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红军将从北路进攻的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从而避免遭到前后夹击，有利于为接下来的战略转移赢得更大的空间和争取更多的时间，也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作者系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