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钱学森是一位始终关注创新人才培养和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具有深沉家国情怀的人民科学家。作为创新教育的典范和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其人才培养、人才教育理念对推动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人才问题是钱学森回国后一以贯之的热情关切。他始终从战略高度思考谋划事关国防科研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才培养问题。1955年回国后，钱学森深切感受到，确保新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取得成功，首先需要尽快培养相关方面的专业人才。他认为，“作为一个科学家，应该把培养人才的工作看得比自己的研究工作还重要”。为此，他亲力亲为、殚精竭虑，为新中国第一代航天科研管理干部和科技人员进行“扫盲”；他既当技术领导人，又当技术传授人，通过言传身教播撒导弹航天技术第一粒种子，切实做到了“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从国防科研技术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后，钱学森在教育问题上倾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了深邃的理论思考。1989年7月，钱学森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国与国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比赛，最关紧要并有决定性的，是公民的教育文化水平。水平高的占优势，水平低的处劣势，甚至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1991年5月23日，他在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十分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当代世界科技竞争最激烈的是人才竞争。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诸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因素。”
为此，钱学森建议，国家要培养大量的硕士和博士。没有这样的智力开发，就不可能实现21世纪初的现代化生产，今后则要求全体人民都接受大学教育，还有一大部分硕士、博士的水平，也就是普及大学教育，因为这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趋势所提出的要求。在方法论上，钱学森曾设想用马克思主义人才系统工程理论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用人学”，并提倡加强脑科学、思维科学、行为科学等前沿课题的技术攻关，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类创新型人才。
即使到了鲐背之年，钱学森牵挂和思虑的仍然是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2005年3月29日，钱学森与秘书专门谈及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钱学森在谈话中提出，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我们不能人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的发展”。同年7月29日，钱学森再次发出同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钱学森逝世后不久，这句话被媒体普遍概括为“钱学森之问”，引发了众多媒体尤其是报刊的宣传和研究热潮。
可以说，钱学森长期热忱关注着中国的教育事业，为之倾注了毕生心血。2007年，96岁高龄的钱学森通过助手表达他“成天思考”“念念不忘”“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科技领军人才。他说：“这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要办好。”
关于人才培养，钱学森一贯倡导科学与艺术相结合，他自己则堪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典范。钱学森认为，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本质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他指出，人的智慧分为量智（逻辑思维）和性智（形象思维），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钱学森认为，科学工作源于形象思维，终于逻辑思维，而形象思维源于艺术，所以科学工作是先艺术，后才是科学。他一直主张，“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科学和艺术相辅相成，综合创新。“两者若不结合，终不能成大器”。在以后漫长的科学生涯中，钱学森一直提倡科学与艺术相结合。
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既是钱学森个人成长的经验总结与自我审视，也是他对创新人才培养的独到理解，是他大成智慧教育思想的重要内核。钱学森在最后一次系统谈话中指出：“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
时间回到1955年10月钱学森踏上祖国大地的前夕，“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停靠马尼拉期间，一位从事中学教学的菲律宾华侨慕名而来找到钱学森，并与他进行了一次令她终生难忘的对话。在谈到所从事的职业时，这位女教师说道：“……我只能教低层次的东西，不像您，是杰出伟大的科学家，能够创造伟大的事业。”对此，钱学森说：“不，我只是蛋糕表面的糖衣。蛋糕要想味道好，里面的用料必须好。基础非常重要，培养年轻人是一个国家进步的基础。不要瞧不起你的工作，你是在塑造年轻人的灵魂。”一位伟大科学家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教师这份崇高职业发自内心的尊重，从这次跨越年龄、身份和国界的“教育谈话”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