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毛泽东的预判力、前瞻性，有两件事特别生动。
第一件事，是1915年秋，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上调教育部，成为新教科书的编审。对于黎锦熙的高升，别人纷纷道贺，而毛泽东却大煞风景，一再劝黎锦熙：“北平臭腐，不可久居，急恋君归。”在信中他还说：“当今政府，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其收揽名士政策，绝非真心政改，而是欲将天下有志者，乃为其所用矣！”他反复叮咛恩师：“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为之心悸，固来书劝师，速归讲学，如待有为，绝不可急欲图进。”毛泽东的危言相劝，让黎锦熙甚是感动，坦然纳之，但也有人觉得，他的此举，未免小题大做。然而没过多久，袁世凯果真祭起复辟大旗。在这场闹剧中，正如毛泽东所预料，一些名流之士，“均堕袁氏术中”，为袁氏登基鼓噪抬轿子，搞得身败名裂。
而毛泽东的另一件事，则更让人惊叹。1916年夏，在给萧瑜的信中，毛泽东就对中日关系的走向，做出了这样的预测。他说：“思之，思之，日人实为我国劲敌也。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生存。而当今国人，却犹酣未觉，注意东窗事少。”在信里，他还预言，日后倭寇侵华之路径，是“先满蒙，北边动，而后，胡马骎骎入中原”。为此，他慨言：“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否则，即使纵横江山万里，也会屈于三岛，民众四万万，也将被三千万者所奴役。”
毛泽东发表此言时，北洋政府正为军费开支，私下里与东邻眉来眼去，打得火热。所以，听了毛泽东的预测，很多人都不以为然，有人讲，二十年的光阴，人间沧桑，世事难料，仅凭一己之见妄下断论，未免有点杞人忧天。
然而，时事的发展，却正如毛泽东所料，十五年后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二十年后“七七事变”，日军又大举进攻中原，中日全面开战。
面对此情此景，再回想起二十年前毛泽东的先知先觉，许多同学都不禁感叹：“其料事如神之功，实乃天人可比也。”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可以说，他对大局的紧抓，他对宏观的看重，一直情有独钟。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国家建设时期，他总是要求，“无论做什么，都应抓住要领，抓住主要矛盾，强调纲举才能目张，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他的这种思维模式，与对手蒋介石形成了明显反差。“蒋介石这个人，在军队管理上，有时过于拘泥细节。比如，部队怎么设防，武器怎么配备，甚至，连士兵系没系风纪扣这样的小事，他都操心。而毛泽东则相反，他的眼里盯的都是大事。比如，是‘诱敌深入’，还是‘围点打援’，是‘隔而不围’，还是‘围而不打’。至于具体战斗，该怎么攻，怎么打，则交给手下的将军说了算。”所以，从战略层面上讲，蒋介石的思维，也远远逊于毛泽东。
（摘编自《领导文萃》2024年6月下期 张锦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