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邓小平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其70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充满着传奇色彩。这种传奇，既体现在他的非凡胆略和超群才能上，也体现在他极富魅力、独具特色的高超领导艺术上。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其智慧的体现，也是我党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
高瞻远瞩
胸怀大局
众所周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邓小平遭受的挫折和磨难较多，但每次他都能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以赤胆忠心向党证明自己。
多年后，邓小平发自内心地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邓小平一生政治生涯经历过“三落三起”，他之所以能经受住众多磨难，战胜各种艰难恶劣环境和精神困苦，从容面对种种异常复杂的局面，不能不说与他胸怀远大理想、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是密切相关的，这也是他作为一位杰出领导者的奥秘所在。
以大局为重是邓小平的一贯表现。解放战争中刘邓大军为战略进攻全局作出的巨大牺牲，很能体现邓小平为全局不惜牺牲局部的决心。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按最初设想，刘邓大军将在鲁西南战役后，经豫皖苏边区逐步向南挺进。但是陕北困难重重，为减轻陕北压力，毛泽东主席指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心脏地区。为了中央的安全，为了战略全局，刘伯承、邓小平二话没说，开始了悲壮雄伟的千里跃进。邓小平在向第2纵队第2旅的连以上干部讲话时说：“毛主席曾鼓励我们，只要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这是因为我们插入了敌人的心脏，打中了敌人的要害。我们把大量的敌人吸引过来，压力大了，我们远离后方，困难多了，但我们的兄弟部队在其他战场上就轻松一些了，可以腾出手来打胜仗了。”
刘邓大军经历重重困难，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他还说，“眼下我们虽然困难一点，我们身上还要掉几斤肉，我们还要付出一些代价，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是值得的，是很光荣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担任中央主要领导后，邓小平始终维护大局，从来不搞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1975年3月，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他一开始就强调：“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后来，邓小平多次强调，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一切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服从这个大局。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能够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办大事。因此，他在构思治国方略时就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他审视中国生产力落后的实际情况，改变了原定分两步在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治国目标，提出了分三步走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温饱”“小康”“两手抓”“三步走”“硬道理”“翻两番”“一国两制”“三个面向”等符合中国实际且能表明社会发展进程的新概念，体现了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
邓小平关于全国大局的谋略还主要体现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上。他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抓住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功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才使我国拥有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立足中国，高瞻远瞩，也鲜明地体现在邓小平对全球大局的谋略上。基于冷战结束后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思考，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进而对我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处事果断
勇于负责
邓小平处事果断，精明练达，勇于负责。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说：邓小平是一个实干家，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凡是在他主持工作的地方，他都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能果断、坚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工作。
他敢于决策。1974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第一副总理，他以当时最混乱的铁路交通为突破口，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他不顾“四人帮”的百般刁难，大胆鼓励工业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抓生产，还风趣地说：“不要怕抓辫子，我这个人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不要怕，整顿出了问题，我负责。”邓小平在听取张爱萍、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情况时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另一正确决策就是冲破“两个凡是”和正确评价毛泽东。1977年7月，为从根本上推翻“两个凡是”，彻底解放思想，邓小平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五天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启动了农村改革的新进程，中国在邓小平的主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他坚持实事求是。早在1962年7月，针对有些地方为了克服困难恢复农业生产而搞起包产到户时，邓小平就认同刘伯承提出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还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他多次强调还是实事求是靠得住，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重大决策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比如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比如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等，都是如此。这些政策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表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他坚持调查研究。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无论是决定恢复高考，还是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都经过了调查研究。拍板恢复高考就是在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听到专家提出意见后果断作出的。而提出工作重点转移是1978年9月在东北考察期间，邓小平经过实地调研了解到不少地方老百姓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就鲜明指出：“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邓小平提出转移工作重点的意见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成为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进行中，无论是支持经济特区发展，还是论证实现小康目标的可操作性，邓小平都实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用生动的实践、扎实的调研来作为决策基础。
他的出发点是为了最广大人民。邓小平曾提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
邓小平领导确定的重大决策，无不体现了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以发展战略制定为例，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起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每一步都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重要战略目标，无论是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还是实现小康，都体现了他的人民情怀。
用辩证法
谋划发展
早在抗战时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照辩证法办事”的论断，这也是贯穿在他的领导实践中的灵魂和精髓。为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曾号召大家像邓小平那样照辩证法办事，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财政部原副部长戎子和曾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多年，最深的体会之一就是邓小平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如何处理党政军的关系，其特点就是抓大问题，而不管小事。原则问题抓得紧，其余问题放得开。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陈野苹也曾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感受也是：“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之一就是：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而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
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加强调科学的领导思维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了两点论的矛盾运筹辩证法。他在作出重大决策，提出一个时期的任务时，既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又不走极端。邓小平的领导思维观，中心点是“两手抓”，体现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教育全党要学习运用辩证法，防止片面性。可以说，“两手抓”是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在新旧体制交替中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的为政思想，是两点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既然矛盾有两个方面，那么这两个方面就都要抓，促使矛盾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中发展。
邓小平还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倡导并建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上，倡导并建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政党建设上，提出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思想文化建设上，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等。这些无不具体地体现了邓小平的辩证统一观。
正是由于邓小平具有创造性的、高超的领导艺术，以及科学地运用辩证法，才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入和扩大，取得一系列改革和发展的成就。
求真务实
注重实效
邓小平的务实首先体现在他的语言风格上，他从不喜欢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他的语言简洁精辟，善于抓住问题核心，一语中的，却传达着耐人寻味的深邃思想。
毛毛（邓榕）在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时，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三个字：“跟着走。”当孩子们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吃苦。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北京，毛泽东第一次见他，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还是只用两个字回答：“等待。”
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在1985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多干实事”成为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运用于领导工作中的生动体现，丰富和发展了“当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体现了邓小平领导艺术中务实的一面。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百废待举，但在认识上必须首先求真务实，承认落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在邓小平的直接关注和支持下，改革开放后我国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自然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为了在全党营造一个求真务实、注重实效的政治氛围，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邓小平正是用他求真务实、不尚空谈的领导实践和政治智慧，带领中国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设，使中国走向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新时代。
20世纪后十年，中国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如果不抓住时机，加速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中国就无从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要发展，就要靠实干。对内如此，对外亦如此。正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一文中谈到对国际局势的态度时所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务实，是邓小平最鲜明的领导特点之一，也是中国深化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求我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科学的战略构建，要求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干。
尊重知识
知人善任
领导问题，说到底，关键是如何用人的问题。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前往山西出席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阳泉车站，他对前来迎接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说：不要怕别人说什么，重要的是把领导班子整顿好，关键是用好人！这是邓小平的经验之谈。后来，他在谈论发现和使用人才时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粗线条”的领导风格更加突出。他一向只管大政方针，掌握改革的航向，以及必要时作些重大决策。至于日常的具体工作，详细政策的规则、实施、监督和评价，他都交给其他人，放手让年轻同志去办，收到“无为而治”之效。1984年10月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邓小平十分注重人才，知人善任。他认为，正确使用干部的前提是善于识别干部，而衡量、识别干部的原则是德才兼备，他说：“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
重视青年人才的选拔和使用是邓小平人才观的重点。他说：“现在真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谆谆告诫地方干部：“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
正是因为邓小平尊重知识、重视人才、善于用人，所以在他领导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关键时刻，于1977年5月24日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邓小平总结了我党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后的高度概括。邓小平指出：“人才不断涌现，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和关怀下，党和国家为解决人才待遇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全社会已初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1985年，在李政道建议、邓小平亲自拍板决策下，我国建立了博士后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
结束语
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特别是回顾邓小平一生革命的传奇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邓小平非凡的领导艺术、领导风格和领导魅力，是理想与实干的统一，是宏伟与质朴的交融，是刚性与柔性的结合，是战略和战术的有机构成。
1981年2月，邓小平写下：“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他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工作好坏的依据和标准，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置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思想境界。因此，领略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说到底就是要学习他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邓小平政治智慧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新的成熟的表现。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智慧、胆识和领导艺术，将永远启迪和昭示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