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进驻上海时的情景。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党政机关从农村进驻城市。马上能打仗的共产党人面临着马下要治国的考验。在面对城市管理和建设这一新的历史课题时，邓小平强调以史为鉴，要求党员干部经受住进城的各种诱惑和考验，永葆共产党人先进性。他高度重视抓班子、带队伍、稳人心、谋发展，针对城市接管和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提前思考谋划，抓住关键要害，对城市管理和建设工作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在接管邯郸中初步探索城市管理经验
教育干部继续发扬革命精神，克服享乐思想。1945年10月4日，千年古城邯郸城解放，这是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在华北解放的一个较大城市。1946年3月，晋冀鲁豫党政军机关进驻邯郸市。随着环境的转变，部分官兵认为“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已经到来，错误地认为战争即将结束，产生了厌战情绪和贪图享受的思想，不少人申请到后方或地方工作。邓小平对这一现象高度重视，在3月15日的晋冀鲁豫高级干部会议上，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22日，主持中央局作出了《关于时局与任务给各区党委、军区、纵队的指示》，严厉批评和平麻痹的思想倾向，揭露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破坏民主进步的群众运动的暴行。
发扬艰苦奋斗作风，恢复和发展邯郸城市经济。晋冀鲁豫中央局进驻邯郸时，邯郸城满目荒凉，百业凋敝，百废待兴，百姓生活十分困苦。随着邯郸城的解放，四省交界处的人群开始在邯郸聚集，人口剧增，吃饭都成了问题，党政机关和部队官兵生活也极端困难。为了和邯郸人民一道度过这艰苦岁月，在邓小平的倡议下，迅速展开了一场生产节约运动。邓小平带头制订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并公布于众，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邓小平等机关领导坚持和干部战士同吃同住，不搞任何特殊，主动放弃干部待遇，取消中央局直属机关首长小食堂。他倡议节省“一粒米、一度电、一张纸、一双鞋袜”，不仅弥补了经费不足，而且极大改善了干群关系，改进了工作作风，减轻了人民负担。
克服群众工作中“左”倾错误思想，结成广泛统一战线。邯郸解放初期，店铺、作坊仿效农村“雇佃贫”（雇农、佃农、贫农）运动的做法，掀起了“工店徒”运动，随意揪斗掌柜、东家，清算他们的财产，提出增资、缩短工时等不切实际的要求，致使部分工商业者关门歇业或携资外逃，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左”的做法，引起中央局高度重视，邓小平亲自出面进行纠正。1946年3月26日，邓小平在邯郸主持中央局制定《关于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指出：“要放手发动城市的工人、店员、城市贫民和小资产者结成广泛统一战线，展开反奸清算斗争。”5月4日，中央发布土改指示后，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随着运动的深入，农民不仅要分土地、分浮财，还要求分地主的工商业。在这一关键时刻，邯郸市委提请邓小平同志作指示。邓小平以井冈山土改中注重保护工商业为例，严肃指出：“土改中千万不要斗了工商业，只顾眼前，不顾后果，是要吃大亏的。”根据中央局的指示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邯郸市委果断停止了“工店徒”运动，制定了《市政建设方针》，使邯郸市的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轨道。
审时度势逐一破解大城市接管难题
为建设人民新南京，加强政策纪律教育，实现在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会师。攻占南京，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接管好这座城市，干部是决定因素。邓小平把南下干部和当地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当作“第一关键工作”来抓，努力使两方面干部迅速团结、融合起来，统一思想和行动，做到不仅在组织上会师，而且在思想上、政策上“会师”。1949年5月1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邓小平指出：“进城后，一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犯了错误对不起先烈，就应该到雨花台去检讨。”
南京解放后，国民政府留下的众多公务人员、警察、工勤等人员，他们当中不乏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对于推动城市顺利接管、提供城市管理经验作用不言而喻。为了做到人尽其才，保持城市接管顺利稳定，邓小平指示，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侮辱。这些人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因此，南京市的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市政建设很快打开局面。
为攻占和接管上海精心准备，把尽快恢复经济作为重中之重。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能否顺利攻占上海，并保护好、接管好上海，关系到全局的发展。邓小平根据南京接管工作的经验，指示干部部门对接管干部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任务教育和接管工作的政策、纪律教育，要求部队和接管干部认真学习《约法八章》《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为顺利接管上海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和制度保证。5月26日，邓小平率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枪炮声中乘火车到达上海。由于部署得当，作战部队严格执行纪律，27日，上海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开创性地探索建设和发展大西南
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解放大西南，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按照中央的方案，从二野用在南京的干部抽出一部分，从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抽出一部分人、职员及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从其他解放区抽调一部分新、老干部及川干队的同志，仍然还缺一万多名干部。1949年6月，邓小平在南京召开的二野前委会议上提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他说：“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去执行。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是出人才的地方，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区干部为骨干。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需要。”
毫不放松思想作风建设，以崭新的面貌进城赶考过好胜利关。进军大西南的任务下达后，二野部分指战员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思想情绪。一些人畏难怕苦，部队还出现了发牢骚、说怪话、闹待遇、本位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甚至擅自离队的现象。针对部队中暴露出来的不良思想倾向，邓小平多次在各种干部会议上讲话、作报告，联系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动员。1950年1月12日，刘邓发出认真检查和纠正享乐思想的通知，要求干部以身作则，严格律己，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邓小平一再告诫同志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要迷失方向，要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声誉，一切服从人民利益，永葆党的纯洁性。
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谋发展。针对西南解放前，许多国民党将领和军政人员彷徨不定的情况，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等重视开展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向西南各省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大力宣传共产党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有关具体政策。在切实有效的统战工作的影响感召下，西南各地国民党残余部队将领纷纷率部起义。邓小平非常重视党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协商和团结合作。西南军政委员会，6位副主席中就有熊克武、龙云和刘文辉三位党外民主人士，各部门正副部长级的职位中党外民主人士占到三分之一。
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努力创造安定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邓小平坚持走群众路线，善于集思广益。1949年12月8日到1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组织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接管、改造和建设城市的意见建议，动员各界群众参与到城市改造和建设中来。1950年1月4日，在重庆的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依靠工人阶级。重庆工人群众被广泛发动和组织起来，护厂护店，协助接管工作，在工矿企业恢复发展生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摘编自《世纪风采》2024年第8期 侯立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