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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为民仆耻为官

董必武的人格风范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2024-08-09 09:51 作者:张文良

董必武在伏案写作。资料图片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来自全国的13名代表参加了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会议,它就是中共一大。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28年风雨历程,当年的13名代表,最后只有两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位是开国领袖毛泽东,另一位就是董必武。

董必武,原名贤琮,号壁伍,1886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城南街大井坎一个贫苦教师家庭。1903年,他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同年8月,赴武昌参加乡试,因路过巡抚衙门,到门口观望了一下,被守卫诬蔑为“窥探官衙”,遭到一顿殴打,愤而弃考回乡。董必武从此看清了清朝腐败的真面目。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董必武的家乡,他立刻离开家乡赶赴武汉投入辛亥革命,并加入同盟会。他认为革命“非有武装不可”,于是用其号“壁伍”谐音“必武”为名。

后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董必武开始学习马列主义。他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从不以“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为追求,严格规范自己和家人的言行。

党小组里没有特殊党员

在中央苏区期间,董必武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当时,他被编入校务部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虽然公事繁忙,但每次开党小组会,他都争取按时参加,认真发言。

有一次星期六晚上过组织生活,党小组组长李宽和考虑到董必武工作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天,董必武知道了,找到党小组组长说:“宽和同志,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呢?我也是咱们党小组一个党员啊!”

李宽和解释说:“您工作那么忙,又常到中央开会,我就没有通知您,想让您休息一下。”

董必武听后,十分严肃地说道:“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他的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那算什么共产党员!”

在下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对上次没有参加组织活动的事作了自我批评,并诚恳请求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作风提出批评意见。

还有一次,董必武找到党小组组长交下个月党费。小组长说:“董校长,离月底还有几天呢(当时是月底交党费),每个月您总是第一个交党费。”董必武说这几天自己工作很忙,经常到外地开会,怕把这事耽误了。小组长连忙告诉他,到时会去收的,就是忘了,也会催他。

董必武听了,非常认真地说:“共产党员交党费还要别人催吗?”

董必武主持着这一时期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日常工作,对于学校的各项事宜,他格外重视。大到教学计划的安排、讲课教员的聘请,小到学员食宿等后勤事宜,他均事必躬亲、一一落实。

为六角钱检讨

1941年,中央派董必武到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担任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并掌管红岩机关财务开支。当时,受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设在红岩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生活条件极其艰难。为了改善干部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对红岩机关的伙食开支进行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同志们的生活,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次,红岩村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把报账的票据拿给董必武签字。董必武翻看发票,都是买菜、买米、买煤、车票之类的日常开销,经审核后属于报销范围,就签字同意报销。后来,所长在报账的时候,出纳却发现有六角钱的车票是私人坐车,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此事很快反馈到董必武那里。

董必武又重新审查了一遍,认定那六角钱的车票确实不能报,便叫所长把六角钱的车票取出来了。为此,他十分自责,执意要在办事处召开会议作检查。

董必武在会上说:“同志们在生活上这样勤俭节约,但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错误,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

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董必武继续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六角钱这件事情,起码说明我的工作不认真,责任心不强,对办事处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我必须为此作深刻检讨。”

这件小事给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记忆,也深深影响了这些同志。

领导干部个人和亲属没有任何特权

董必武对自己要求严格,从不以高级干部自居,能给国家节约就节约,从不搞特殊。

他曾于1945年、1954年和1958年3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除了对自己严格,他对待家属也同样严格。

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是1933年入党的老红军,在漫长的革命生涯里出生入死。她和董必武结婚后,也从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与家人来到北京,条件比战争年代好了很多,但何莲芝依然保持着过去的俭朴传统。她很少添置新衣服,有时候,直接把董必武的破旧衣服改一改再穿。

1956年,何莲芝的单位给干部调整工资,考虑到她资历深、级别低,单位拟定给她提级加工资。董必武知道后,不仅没有同意,还专门去找有关同志说,请他们考虑别的同志,不要给自己的夫人提级。三年困难时期,家里人口多,供应不够,何莲芝就自己想办法,在自家院里养鸡鸭贴补家用,决不向组织伸手提要求。

有的亲戚看到董必武在北京做了“大官”,就想方设法找来,希望在上学、提职、调动工作、购买紧俏商品等方面得到一些关照。但董必武对亲戚们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一概坚决拒绝。

董家是大家族,人口众多,不时就会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请求,董必武就干脆写了一封“通函”,告诉亲友们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他把这封信打印出来,分别寄给了家乡的亲友们。后来找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变得越来越少了。

1969年,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后,面临就业。那时候,年轻人向往到部队参军,或是到工厂当工人,这两种岗位十分紧俏。以当时董必武的资历,要安排孩子去部队或工厂不是什么难事。但他的态度十分鲜明:“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按照父亲的要求,董良翮报名下乡,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

临别时,董必武提醒儿子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他反复叮嘱:“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

他问儿子还有什么要求,董良翮说,想跟您要两件东西,您的洗脸毛巾和牙刷。董必武的洗脸毛巾已磨出了洞,牙刷的柄都用断了,是用绳子捆起来继续用的。

这两件东西,是董必武艰苦朴素作风的象征,董良翮要这两件东西,是要用父亲的好作风勉励和鞭策自己。

董良翮在农村一干就是10年,他虚心向农民学习,争着干苦活、累活。

1975年春,九十高龄的董必武病重住院,董良翮回京探望父亲,已是弥留之际的董必武却不让儿子留在身边,催促他赶紧回去:“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董良翮只得含泪辞别病危的父亲,回到插队的农村。

董必武临终前在病榻上写了一首诗《九十初度》:“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敝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是一个毕生献给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人的自画像,也是他革命一生的光辉写照。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责任编辑: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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