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邹韬奋题写挽词。
邹韬奋画像。
“邹韬奋先生的精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突出体现在为大众、敢斗争、爱祖国、有信仰四个方面，蕴含人民立场、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理想信念四个维度
邹韬奋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政论家，是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主斗士和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光荣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岁月里，他以笔为剑，传播真理，主持正义；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艰难时势中，他不畏强权，创办报刊，唤醒民众；在长期耕耘的新闻出版实践领域，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刊思想和刻苦忘我的敬业精神。“在他的笔底，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促成了现在中国人民的胜利。”
“党需要你这样做”
在周恩来、胡愈之、张仲实等人的启发和帮助下，邹韬奋实现了从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抗日救亡的意志形成严重对立。在这种形势下，邹韬奋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有了根本变化。他看出，靠国民党的反动政府既不能解决个人的问题，更不能解决整个民族的问题。于是，他开始系统地了解苏联、研究苏联、宣传苏联，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如果说，对蒋介石政府幻想的破灭，迫使邹韬奋不得不另找中国的出路，那么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巩固和发展使他从实践上看到了希望，明白了中国要得救只有这条路可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邹韬奋在主持《生活》周刊编辑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坚持真实报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尤其是替受苦的民众发出了“对于社会的呼吁”。他感言：“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到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这种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生活》周刊的发行量随之屡创新高。
随着民族矛盾的加深，邹韬奋在张仲实的帮助下，自觉地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生活书店的编辑工作中，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以及向读者提供精神食粮作贡献。反动当局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企图通过拉拢、利诱、迫害等迫使其屈服就范。但是，邹韬奋坚持进行斗争。加之胡愈之、张仲实等人的帮助以及生活书店全体同仁的共同奋斗，也由于许多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爱护，生活书店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在国内外有着巨大影响的革命文化堡垒。
不到一年时间，生活书店就由抗战前的一个总店、两个分店，扩充为55处分支店、遍及14省，规模超过商务印书馆，还陆续出版杂志8种、书籍近千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版动员人民抗战的通俗读物达500余万册。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韬奋在国统区知识分子中的威望最高。我们党专门在国统区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都比不上他”。邹韬奋则说：“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
资料显示，早在1938年，邹韬奋就直接向周恩来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周恩来亲切地解释：“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的。”邹韬奋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决定，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为党工作。
对此，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周恩来进一步表示，邹韬奋是中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典范，“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引导中国人民前进的旗帜”。
“不知敷衍，不知迁就”
邹韬奋逝世后，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邹韬奋先生的精神”是以邹韬奋的品质和情怀为内蕴、在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革命精神。
邹韬奋认为，“我觉得我们做事，要做到使人感到少不了你。这并不是要包办或有所要挟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尽我们的心力把职务上应做的事，做得尽量地好，使人感到你确能称职，为着这个职务起见，不肯让你走开，或至少觉得你的走开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就是贯彻这种精神的实践者。每项成绩所得，都凝聚着他的智慧和劳动。他虽然更换过不少工作岗位，却没有在任何地方留下空白。
邹韬奋在政治上是言行一致、严肃不苟的，在言论中明确表达光明磊落的进步立场。他主编《生活》周刊后，“不知敷衍，不知迁就”，不留情面地暴露社会黑暗面，真正做到了“言人所欲言，言人所不敢言”。一方面，他先后撰写《民穷财尽中的阔人做寿》《平民住宅与阔人洋房》《人力车夫所受的剥削》等，对国民党高级官吏奢侈糜烂的生活进行揭露；另一方面，对穷苦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遭遇，他又表示深切的同情。
面对威胁、利诱、收买，邹韬奋斩钉截铁地回答：“编辑可不干，此志不肯屈。”他多次撰文怒斥流言蜚语，坚定表示只要“一息尚存，还是要干”。这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是使《生活》周刊保持独立“报格”的重要支柱。由于《生活》周刊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敢于维护民众利益，因而深得读者青睐，发行量从原来的2800份迅速上升，一举突破10万份。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上海的入侵。驻扎在上海的国民政府第19路军将士激于民族义愤，奋起抗击日军。当时，《生活》周刊的印刷和发行遇到很大困难。但邹韬奋没有忘记职守，克服重重困难把刊物送到广大读者手里，使大家得以及时了解有关战争的重要消息，竭力“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1月29日，《生活》周刊更是一天出了两次《紧急号外》。
随着大量19路军伤兵从前线撤退，邹韬奋决定开办一所伤兵医院，救护这些为国受伤的英勇战士。他把抗日救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认为“中国人的浴血抗战，抵御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的当然是要抢救我们的祖宗所遗留下来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祖国，和千万世子孙的福利。只就这一点说，已经值得我们牺牲一切，为我们的祖国而苦斗”。
今年是邹韬奋逝世80周年，也是毛泽东题写“邹韬奋先生的精神”挽词80周年。“邹韬奋先生的精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其科学内涵突出体现在为大众、敢斗争、爱祖国、有信仰四个方面，蕴含人民立场、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理想信念四个维度。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发扬光大“脚踏实地、服务读者的工作态度，不畏强权、勇于斗争的职业原则，宁死不屈、捍卫国权的爱国情怀，百折不挠、坚持真理的理想追求”，让“邹韬奋先生的精神”绽放新的光芒。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韬奋研究院院长、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