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战场包括两条战线：一条是“望、闻、问、切”的情报战线；一条是唇枪舌剑的外交战线。
1950年10月19日，美军与南朝鲜军队攻占了朝鲜首都平壤。当晚，刚刚上任12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大军秘密从安东（今辽宁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吉林集安）3个口岸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10月19日，从此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部队跨过鸭绿江的日子。
最早跨过鸭绿江的队伍
其实，最早进入朝鲜战场的，并不是野战部队，而是一支只有7个人组成的情报外交队伍。统领这支情报外交队伍的，是中国驻朝鲜首任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军武。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柴军武就是我党我军横跨情报、外事两条战线的精英。他曾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股长、晋冀鲁豫军区情报处副处长、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第二野战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重庆谈判期间，柴军武是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军事组的上校参谋。他还担任过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整军科科长。
1950年6月25日，时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的柴军武，奉命从重庆前往北京，到外交部报到，准备出使东德。26日途经郑州时，他从报纸上得知朝鲜战争爆发，但“当时完全没有将这场战争与自己的行动联系起来”。
抵京几天后，6月30日深夜，周恩来亲自找柴军武谈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不要你去柏林了，聂老总建议你去平壤，已同伯承讲过，他也觉得合适。”“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一时去不了，现在要你带几个军事干部先去。”
周恩来抽出总参谋部建议派军事观察组去平壤的请示报告说：“我的意见，还是以使馆的名义去为好，不要用联络组名义，更不要用观察组名义。”
随后，军委情报部从武官人员中挑选了5名既有作战经验又有分析能力的军事干部，并从当时东北驻平壤商务代表处留下一位叫倪蔚庭的同志，最终确定7名同志首批入朝。他们是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军武，参赞倪蔚庭（已在平壤），参赞薛宗华，一等秘书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
6月30日至7月7日，所有的准备，包括有关手续、使馆印信、国徽、门牌，以及服装、办公用品、餐具等就全部办好备齐。多年后，柴军武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仍对此感叹不已：“当时的国家机关都比较精干，人员不多，但是办事效率很高，特别是遇到紧急任务，只需一个电话，都主动协同配合，从不推诿。”
7月8日上午，周恩来亲切接见了临行前的6位同志，明确指示：“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周恩来的话，实际上明确了情报、外交两大任务。
当日晚，柴军武一行乘火车从北京启程，9日晚跨过鸭绿江，10日晨抵达平壤。这支仅有7人的队伍，最早踏上了朝鲜战场，比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早了3个多月。
抗美援朝，情报先行
早在1950年7月初，当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挺进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就判断美军将来反攻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釜山、木浦、马山等港口登陆，然后集中力量沿铁路线向北进攻；另一种可能是在仁川登陆。建议人民军在仁川地区构筑坚固的防守阵地，以便防守汉城。
当时中朝两国尚未互派大使，缺乏直接联络渠道，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些判断，通过苏联政府转告了朝鲜领导人。
8月、9月，毛泽东、周恩来两次会见朝鲜代表，指出朝鲜战场未来走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人民军全歼美军，另一种是战争持久化。其中明确指出，如果出现后一种情况，“特别应注意加强仁川—汉城地区和镇南浦—平壤地区的守备”。
8月底至9月上旬，东北军区、第13兵团、中国驻朝使馆、总参作战部门也分别作出了美军可能从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作战，且登陆地点可能在“仁川和其他地区”的预判。
战局果然在洛东江地区陷入了僵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遂下令，组成了以崔庸健为司令官的西海岸防御司令部，负责群山以北，以仁川—汉城为中心的西海岸防御。在该地区部署了步兵、炮兵、坦克和海岸守备部队，还在仁川港口外的飞鱼海峡敷设鱼雷，封锁了航道。
当时，人民军高层对战局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美军的反攻将主要从洛东江前线发起，除非美军得到大规模增援部队，否则短期内很难从人民军后方实施大规模登陆，所以仍将主力置于洛东江一线。后方虽作出了部署，但多为新组建部队，战斗力较弱，最终未能抵挡住美军在仁川的登陆突击，整个战局由此急转直下。
出兵朝鲜早就在毛泽东的战略考虑之中，而东北军区也早就呈送过报告，建议出兵前先派一个先遣组入朝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此问题被迅速提上日程。经商金日成同意，军委决定派出5位军事干部，以武官名义赴朝鲜考察战场情况。9月19日，第13兵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崔醒农、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汤景仲、第39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何凌登、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奔赴朝鲜，紧张工作了近一个月，“搜集美军情况，熟悉美军装备和作战特点、熟悉朝鲜地形情况”。
出其不意与料敌在先
美军实施仁川登陆，出其不意。朝鲜战争爆发的第5天，即1950年6月29日，麦克阿瑟飞往朝鲜战场视察时，就产生了从朝鲜人民军后方实施登陆的想法。返回东京后，即令参谋人员拟订了代号为“蓝心行动”的登陆计划，定于7月22日实施。后因登陆装备配备不及，仁川港海潮落差太大，海军陆战旅和骑兵师指挥层一致反对而暂时搁置，但麦克阿瑟实施仁川登陆的决心始终未变。
7月23日，麦克阿瑟首次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呈报了反攻计划，说明了登陆作战的基本设想，但没有说明登陆地点。
8月12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部拟订出登陆作战计划，确定登陆地点为仁川，行动时间为9月15日。
美军参联会对此持保留意见。人民军发动釜山战役导致美军防线告急后，参联会于9月7日专门发电，要求麦克阿瑟重新考虑仁川登陆的可行性。麦克阿瑟根本不为所动，于次日回电称，他对仁川登陆的可行性深信不疑。
9月13日，美军开始在仁川实施火力准备，压制住人民军要塞月尾岛的火力，清扫了飞鱼海峡的鱼雷，打通了航道。
15日下午5时，仁川港满潮。美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突击上岸，并于次日凌晨攻陷仁川市。由此，美军和南朝鲜军转入全面反攻，朝鲜人民军开始战略退却。
中方预判美军仁川登陆，料敌在先。中方准确预判到了仁川登陆，这一点毫无争议。可到底是谁最先把准了战争脉搏，这一点却说法各异。
综合权威资料所述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来看，从领袖到参谋人员，从一线使馆到边防待命部队指挥员，都预见到了这种可能。
8月10日前后，总参谋部有关人员研究了美军水陆两栖作战的历史和麦克阿瑟的经历，认为如果敌人登陆，可能选择镇南浦、元山、仁川和群山。周恩来将此意见及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并说，万一遇上那种情况，朝鲜局势就难办了，没有回旋余地了。
8月31日，第13兵团司令员邓华在党委会上判断敌人将来反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以一部分兵力在朝鲜沿海侧后几处登陆；另一种可能是以一小部兵力于现地与人民军周旋，其主力则在人民军侧后（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会后，邓华以兵团名义于当日将意见报告了中央。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研拟了《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汇报提纲》，十分明确而又具体地指出，美军“估计可能在仁川或其他地区登陆”。敌军正在仁川港外进行的种种活动，是在为登陆做准备。《汇报提纲》由柴军武于9月7日亲自带回北京。
8日，柴军武向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作了汇报。聂荣臻当即将《汇报提纲》批呈毛泽东。毛泽东十分重视，批示周恩来找柴军武面谈。
当晚，周恩来召见柴军武，详细听取汇报后，在《汇报提纲》上批示“印发常委各同志”。
准确预判仁川登陆，并不是哪个部门、哪个人的独家远见，而是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的英雄所见。
情报上也是只“纸老虎”
“最近中共领袖声称，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将进入朝鲜，这不过是外交上的一种勒索。”这是美国远东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被称为“中国通”的查尔斯·威洛比少将在综合各方情报后作出的结论，时间是10月14日。5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
15日，麦克阿瑟带着这份“敌情判断”，飞往威克岛与杜鲁门总统会面，讨论朝鲜“战后重建”、朝鲜战争“最后阶段”的一些重大问题。
见面后，杜鲁门问：“苏联、中国到底有无可能直接介入？”
麦克阿瑟答：“可能性很小……”
杜鲁门问：“请你先讲讲中国，不是说有较大规模的兵力调动吗？”
麦克阿瑟答：“中国在东北三省的部队有30万，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大概不超过10万到12.5万。他们只能把五六万人送过鸭绿江。”
50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替麦克阿瑟准确回答了杜鲁门的这个问题：
“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部队，计有第38军……第一次战役打响后，第50军、第66军也入朝参战，总兵力约29万人。”“1953年停战实现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部队共约120万人。”“志愿军参战军兵种之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在这场战争中受到锻炼的部队先后共有290万。”
杜鲁门说：“可是他们确实讲了些不能置之不理的话。”
麦克阿瑟回答：“总统，难道您不认为那是一种外交讹诈吗？”
杜鲁门最后问：“那么将军，苏、中有无可能联合干涉呢？”
麦克阿瑟答：“我相信，那是不会收到什么效果的。”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问：明年1月能否将第2师或者第3师调往欧洲？
麦克阿瑟胸有成竹地料定：“我认为，战争到感恩节就可以结束。……调哪个师到欧洲，就看你们的了。”
感恩节在麦克阿瑟这番高论1个多月后就到了。他本人在6个月后被解除了“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而战争直到2年零9个月后才结束。
初战告捷歼敌1.5万余人后，志愿军便“销声匿迹”了。“中国通”威洛比少将立即权威发布：“他们已离开朝鲜，我早就看穿了他们的手法。我预料到他们会这样做的。我早就说了，北京无非是虚张声势。”
美国中央情报局判断，中国有可能“最低限度地”出兵朝鲜。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研判，中国介入的战略意图有三：一是控制边境缓冲地带；二是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持久战；三是将“联合国军”彻底驱逐出朝鲜半岛。不过，“中国还没有力量敢于同美军进行抗衡”，所以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英、法两国的判断更离谱，认为“中国人介入的企图是迫使美国停止对重建欧洲的援助计划”。
再来看看中方对形势的研判。
中共中央对出兵朝鲜的结局作了三种估计：一是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侵略军，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二是在朝鲜打成僵局，甚至被迫撤回，美国公开对中国宣战，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计划；三是志愿军灵活指挥，充分发挥战术特长，能够攻打除大、中城市以外的地区，则可迫使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条件是美军必须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
中共中央认为，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第二种情况虽然也有可能，但美国不敢轻易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三种情况。中共中央的态度是，争取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并且相信有力量实现这种情况。同时，对可能出现的第二种局面，也必须有所防范和准备，特别强调要做好“长打、大打、打原子弹”，甚至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后来的战局发展表明，中共中央的上述估计惊人地准确，战争准备惊人地充分，对把握战争、驾驭谈判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威胁要使用原子弹。面对核讹诈，毛泽东蔑视地宣称：“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这股气吞山河的底气从何而来？除了伟人的非凡气概，当然还有对形势的正确评估。
“多算胜，少算不胜。”棋子未落，终盘已定。美国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系统，但在刚成立一年的新中国面前，不过是只“纸老虎”。
“情报王”与外交家幕后联袂
1951年5月31日，美国著名外交家、“苏联通”乔治·凯南奉国务卿艾奇逊之命，约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明确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其他委员会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问题。”
乔治·凯南的试探得到了苏、中两国的响应。经过多轮电文往来，1951年6月底7月初，中朝与美方商定，于7月10日在开城举行停战谈判。
这是新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首次外交斗争，需要派一名得力大将赶赴一线指挥。
毛泽东召见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的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此时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平时靠药物控制，每天须服用镇痛剂才能入睡。他担心误事，就提出是不是改派伍修权或姬鹏飞去。毛泽东稍稍犹豫一下，说：“还是你去吧！”
按照中朝两党协议，停战谈判的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乔冠华协助。他俩不对外，但为了安全与保密，代表团内部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就这样，一个“情报王”，一个外交家，组成了第二战场的幕后司令部。
朝中方面首席谈判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朝方代表是人民军总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人民军第1军团参谋长张平山。中方代表是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柴军武被指定为志愿军联络官，他“就是这次才改名为柴成文的”。
志愿军代表团成立了党委，李克农任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等任委员，柴成文任代表团秘书长。
两个世界纪录彰显“情报王”的老辣
最长的静坐纪录诞生于军事分界线的谈判期间。美方坚持所谓“海空军优势补偿论”，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8月10日，美方老调重弹。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当即予以批驳后，等待美方的回应。不承想，美方首席代表、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埃为了表明其绝不让步的态度，竟拒绝再发言，与助手们默契地耍起了沉默战术。
乔埃“有时双手捧着双腮，有时用右手玩弄着面前的两支笔”，一会儿又掏出香烟吞云吐雾。他的助手们则有的抽烟，有的写写画画，有的眼睛紧盯着中方代表。
面对美方的沉默战术，中方代表沉着应对，“只是静静地坐着”。
“静默”了近一个小时后，坐在中方参谋位置上的柴成文轻轻离场，来到距会场百米之外的“工作队前指”请示李克农。李克农指示：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写了“坐下去”三个字，传递给中方人员。
双方静坐132分钟后，美方终于忍不住率先开口：“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点继续开会。”
最短的开会纪录诞生于战俘问题谈判期间。美方第三项议程首席代表哈里逊发明了另一种拖延施压战术“开会即休会”，以表明美方立场不可更改、不容讨论。同时，等待美军正在战场上发起的攻势取得胜利，以增加谈判筹码。
他每天走进会场，不待坐稳就急切地宣布休会，并立即退场。就这样，开会的时间越来越短，2分钟、1分钟、30秒，最短一次只有25秒。
在李克农主持下，中方见招拆招，在程序问题上奉陪到底，在原则问题上坚决斗争，美方玩弄的把戏再次破产。
美国人创下的两项世界纪录，在老辣的“情报王”面前，成了幼稚的儿童游戏。
“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会场上也得不到”
在这场罕见的打谈交织的战争中，彭德怀负责战场，李克农负责会场。一武一文，一打一谈。战争打了2年零9个月，谈判谈了2年零17天。
彭德怀在战场上把美军打得不得不一次次坐下来谈，李克农在会场上与不得不一次次坐下来谈的“山姆大叔”沉着周旋。彭、李二人这段场上场下的配合，可以化用彭德怀告诫部属的话来归纳：“打得坚决，谈得耐心。”
谈判期间，美方抛出“海空军优势补偿论”，要求把军事分界线放在“联合国军”阵地后方，其实质是想不战而获，白白得到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朝中方面严厉驳回，美方遂狂妄地叫嚣：“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
美方还提出“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中方代表、志愿军参谋长解方表示，美方这是在干涉别国内政。没想到，美方竟厚颜无耻地说： “我们现在正在干涉着你们的内政。你修飞机场，修好了，我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再炸。”
解方怒斥美方代表：“你们使用军事力量不能得到的东西，却企图用谈判的办法得到。我坦白地告诉你们，你们永远也不会得到你们使用军事力量所得不到的东西。”
几十年后，柴成文在《板门店谈判》中写道：“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会场上也得不到，在双方对等的军事谈判中，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朝鲜停战谈判是公认的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经过58次大范围、733次小范围谈判，两易会场，五度中断，前后历时749天，才于1953年7月27日签订了停战协定。
“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则豪迈地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本文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