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在办公。
吴玉章致吴本立、吴本渊等孙辈家书。资料图片
1903年,吴玉章离开故乡,踏上救国之路,此后他的一生都在为国家民族而奋斗,他始终心怀天下情系苍生,如同儒家所说的大丈夫一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冒着被清政府砍头的危险坚持革命,威武不能屈;他官至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却为了革命理想加入共产党,富贵不能淫;他在革命中过着清苦生活,日夜以为人民服务为乐,贫贱不能移。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高尚情操,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为革命不为做官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于四川省荣县双石镇蔡家堰。他自小忠厚笃诚,坚韧沉毅,喜读史书,学识渊博,有“金玉文章”之誉。他立志要“做点有益于人有益于国的事情”,一生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被称为“一部活的中国革命史的缩影”。
正如刘伯承、陈毅两位元帅在他70寿辰的贺信中所说:“无役不从”,几十年来“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为了革命,没有私心。
1912年,吴玉章作为四川代表赴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筹备工作。当时,临时政府的主要职位都已分配完毕,老友内务部次长居正一见他就说:“你来晚了一步,若早点来,怎么也有个次长当的。现在部长、次长都安置完了,内务部的司长、局长或参事,你任选一个吧!”吴玉章却毫不在意:“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们且不谈这些吧。”
此时,孙中山邀请吴玉章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孙中山很赏识吴玉章,对他说:“你来得好,现在需要收拾残局,很需要你来帮忙。”吴玉章欣然应允。
不久,“南北和议”将成,总统府秘书处即将撤销,秘书处的人都在另谋出路,有的甚至往北投奔袁世凯那里做官去了。吴玉章始终勤勤恳恳,苦撑残局,坚守岗位。
吴玉章早在日本留学就认识孙中山先生,并追随他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作为国民党元老,他早就是“大官”了。然而后来,当他在国民党那里看不到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时,便毅然决然离开。
1925年,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已经47岁。他从此选择了一条生死难测、充满艰辛、荆棘丛生、前途未知的革命之路,甘愿在革命队伍里作普通一员。
他的部下、朋友都想不通,吴玉章却说:“干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就是丢了国民党的大官不当,去干革命的……只要对革命有利,个人当不当官有什么呢?”
后来,吴玉章曾深情总结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我从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到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我找了将近30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
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后,吴玉章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愈发坚定。1938年底在一次与蒋介石的会面中,蒋介石对他说:“你是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面对劝诱,吴玉章明确表示:“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对于这一点,我是不动摇的,绝不会二三其德,毫无气节的!”
同为“延安五老”的谢觉哉曾写诗称赞他是“心神俊逸绝飞尘,百炼成钢是此身”。
人民教育为人民
吴玉章一生志业为教育,始终把教育事业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他始终胸怀“人民”二字,恪守“人民教育为人民”的办学宗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贡献很大。
从1922年起,他先后担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华北大学校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上考虑他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威望,又有丰富的国际斗争和外交经验,曾打算在外事部门给他安排重要职务,被他婉拒。他还是希望投身教育。
1949年底,中央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人才,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必须要有名望才学相配的大家坐镇。吴玉章为第一人选。
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后来,周恩来总理考虑吴玉章的革命资历,准备给他安排更高职务,但他一再向总理说明,乐意担任人大校长,已经非常合适,以后不要为他的工作安排再费心力。
吴玉章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说:办学校,就是为了振兴中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为国家培养人才,这是一个极其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国家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大事,它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一生办学,就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做贡献。
在兴办中国人民大学时,吴玉章一再强调要把这座学校办成新型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办成“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并指出,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准备培养成为掌握最新科学成就的专家”。
几十年如一日,他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为祖国培育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1960年,82岁的吴玉章曾作诗明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
这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投身革命教育事业的生动写照。
革命家庭要起模范作用
吴玉章为人温和宽厚,但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却比较严,对家人更严,对自己更是严之又严。
工作中,有时会遇到外宾赠送礼物,他会一律充公。他说:“外宾送我东西,是因为我在这个岗位上,我这个岗位是党和人民给的,所以东西应当交给党和人民。”
接待外宾时,吴玉章会让工作人员准备清茶一杯,香烟一盒。有一次,当外宾走后,收拾茶具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顺手拿了一支香烟。他看到后,严肃批评了这名工作人员,教育他凡是公家东西,一片纸、一滴水,都不能去占便宜。吴玉章还告诫他:犯大错误往往是从小错误开始的,一定要时时防微杜渐。
吴玉章家风很严。他用“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争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对联教育家人。他经常说,教育子女的正确方法是“爱与严相结合”,在生活上给予晚辈无私的爱,在政治上、学习上、工作上又要严格要求他们,这才是真正的爱。
因长期在外奔波,吴玉章经常用书信的方式对晚辈进行教育。他曾在信中写道:“我们是革命家庭,事事要起模范作用,不要因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并再三强调要勤俭持家,不能搞特殊化,养成良好家风。
平日里,他衣着简朴,除外出或外事活动,一回家就穿布衣、布鞋,而且补了又补。一直到1966年逝世前,他还用着南昌起义后留下来的皮箱和军毯。
吴玉章一生革命,家人牺牲巨大。他只有一子一女,女婿和儿子先后牺牲于革命时期。对于其他家人,他虽然很疼爱,但决不允许搞特殊化。
新中国成立后,外孙兰其邦刚到北京时,吴玉章就找其谈话。他说:“我们有两重关系:一是同志关系,一是长辈与后辈关系。封建社会讲夫荣妻贵,封妻荫子,共产党是不讲这一套的。我们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你们工作得好是你们的功劳,我工作得好是我的努力。可以互相鼓励,但不能有所依附。不单是你,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能用我的名义在外面去办什么事。”
在三年困难时期,吴玉章要求自己和家属就更严格。女儿那时都60多岁了,他还是要动员她回荣县老家去参加生产。
吴玉章一生追求进步,不追求高官厚禄;一生坚持革命,也主张教育育人。他是革命的老前辈。在他60寿辰之际,毛泽东称赞他“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中共中央也致贺词称赞:“他是中国革命最先进最觉悟的老战士!他的忠诚、道德和作风是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的模范!”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