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准确理解和把握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的内涵和要求，对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成绩来之不易
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一年来，中国经济波动前行，呈现“前高、中低、后扬”走势，前三季度经济增长4.8%。
2024年9月下旬以来，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新挑战，党中央沉着应变、综合施策，迅速出台实施一揽子增量刺激政策，叠加前期存量政策效果的持续释放，提振了市场信心，改善了社会预期，激发了市场活力，多项经济指标好转，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在5%左右。同时，就业目标圆满完成，全年物价水平保持稳定，国际收支在基本平衡中保持顺差，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根据相关国际组织预测，2024年世界经济增长预计在2.7%至3%之间。从中国的表现看，2024年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将位居前列，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和稳定器。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来之不易。
传递强烈信号
尽管中国顺利完成2024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但也应该看到经济运行中存在内需不足、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部分群众就业收入面临压力、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困难，加上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带来的不利影响，给2025年经济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做好2025年经济工作，对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增强全社会信心和预期乃至有效应对大国博弈至关重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这个基调既延续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也体现了宏观政策持续用力、不断加力的要求，是基于对2025年国内外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后提出的应对之策。
宏观政策种类很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其中最关键的两大支柱。同时，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也很重要。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不仅要体现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也应落实到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等政策上。具体而言，其内涵和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的基调有三档，依次为收缩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属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财政政策基调的表述为“积极”，这次用“更加积极”的调子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会更大。
在总量规模上，将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发行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也会有所扩大。在使用方式上，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如用于置换隐性债务、回收闲置存量土地、收购存量商品房等）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更好地发挥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在支出结构上，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结合起来，全方位扩内需，包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通过多渠道筹集和安排资金，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有力拉动。
二是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基调由紧到松，依次可划分为“从紧”“适度从紧”“稳健”“适度宽松”“宽松”等五个区间。上一次使用“适度宽松”定调货币政策还是2008年，当时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出的。此次货币政策基调调整，既顺应了全球流动性环境的变化，也考虑了扩大内需、推动物价合理回升和防范金融风险等国内发展的需要，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必要的、可行的调整，有利于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向市场传递稳增长的强烈信号，有利于提振信心。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量”上讲，就是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从“价”上讲，就是根据情况变化适时降息，降低资金成本，更好满足企业和居民的融资需求。同时，还要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创新金融工具，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三是打好政策“组合拳”。
打好政策“组合拳”体现了系统观念，目的是确保各项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提高政策整体效能。特别是，要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增强政策合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
形成“正反馈”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解决内需不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2025年宏观政策的着力点。
其中，全方位扩大内需排在首位，既针对经济循环呈现供给强需求弱、外循环表现好于内循环的特点，也抓住了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即内需不足的问题。其他问题，如部分行业企业经营困难、部分群众就业收入面临压力、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亦与此密切关联。这也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五个规律性认识之一，即“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经济循环畅通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新形势下，必须聚焦经济循环存在的卡点堵点，从供需双侧找准发力点，促进经济循环更加高效、更加畅通，形成螺旋式向上发展的“正反馈”良好格局。
在需求侧，要针对内需不足，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大力提振消费。应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为统揽，双管齐下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
一方面，千方百计扩就业、增收入，落实好保障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的要求，稳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让居民有能力消费、敢消费。
另一方面，服务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既是消费升级的大方向，也是提振消费的重要增长点。要大力支持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文化旅游业发展，积极发展首发经济、冰雪经济、银发经济，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让居民有地方消费。
投资和消费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投资是当下需求，在未来会形成供给。投资可以带动就业和增收，有利于促进消费。应通过更大力度支持“两重”项目、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加强财政和金融的配合、适度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大力实施城市更新等措施，综合施策提高制造业、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效益，扩大服务业投资，以政府投资有效带动社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
2024年，中国外贸出口表现亮眼。2025年，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预计会增多。应持续推进扩大制度型开放，特别是稳步推进服务业开放，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通过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供给侧，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推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以产业升级促进消费升级，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前沿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不断涌现，并为其大规模应用创造新场景。
要抢抓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的机遇，开展“人工智能+”行动，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此，应创新金融政策工具，支持和引导长期资本发展成为投早、投小、投长、投硬科技的耐心资本，促进更多资金投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等有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领域，培育未来产业，壮大新兴产业。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