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两极多强”格局并不意味着会出现G2那样中美共治的格局，而是会出现中美两国相互竞争、相互制衡、高强度博弈，同时又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世界治理体系，这有一点像马克思当年讲的“两极相联”的全球秩序。
●伴随经济大趋同的是非西方文明的集体性复兴，非西方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接受者转变为共同的构建者。这是世界不同文明通过平等交流对话而获得真正普遍性的过程，而不是由西方性所伪装的那种普遍性。这也是非西方文明、非西方国家、非西方人民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主体性的过程，这种潜在的、被压抑的、边缘化的主体性一旦翻转起来，必将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形势比人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美大战略博弈大势，决定了中美关系与中美大战略竞争的走向，这种战略竞争虽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但时与势都在中国这一边。中国不但在顺势，也在造势，中国的发展与战略抉择本身就构成了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生变量。百年未有之变局是多重变局，由数十年、百年、数百年之变局相互叠加。
国际格局变局：由“一超多强”向“两极多强”格局演变
冷战之后，世界基本格局是“一超多强”，虽然出现了全球力量向多个中心的分散，但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逐渐脱离了第二集团，实力逐步接近美国。中国对于美国的赶超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就如同两列并行中的火车，美国列车在前，中国列车在后追赶，先是车头赶上对方车尾，最后将是车尾超越对方车头，这个过程经历了几十年，而且仍在进行中。人力资源总量、粮食产量、城镇人口数等指标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超过美国；1993年，钢产量超过美国；进入新世纪后赶超加速，移动电话数、互联网用户数、货物出口额、工业增加值、发电量、高速公路里程数等重要总量指标也都超过了美国。
可以看到，中国这些总量指标超过美国之后，总体上都没有回头的，目前许多指标都相当于美国的好几倍。如果说中国在以前的现代化指标上是在追赶并超越美国，那么中国在一些最新技术的指标上从一开始就是大幅领先美国的。例如，中国与美国差不多同时拥有高铁，但到2020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37900公里，居世界第一，是世界其他国家高铁总里程的两倍多，而美国同期只有735公里。当然，中国在科技综合实力、高等教育实力、军事实力、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等方面仍不同程度落后于美国。中国在体现发展水平的人均量指标上，与美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与此同时，从国土面积、人口总数、经济总量、对外贸易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几个角度看，世界上其他大国都没有条件发展成像中美一样的全球性大国，成为世界的一个“极”。例如，俄罗斯国土面积世界第一，人口上亿，也是一流的军事强国，但经济总量上难以称得上一个大国；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规模还算比较大，也是人口上亿的国家，但从国土面积看只能算一个小国，而且还是被牢牢绑定在美国战舰上的半主权国家；假设欧盟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话，也会是世界的一极，但作为区域联盟，又无法像国家一样统筹各种力量、展开行动，同时，它正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印度也是一个资源比较均衡的大国，有可能是未来中美之后又一个全球性力量，但印度的综合实力离中美还有很大距离。
“两极多强”格局并不意味着会出现G2那样中美共治的格局，而是会出现中美两国相互竞争、相互制衡、高强度博弈，同时又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世界治理体系，这有一点像马克思当年讲的“两极相联”的全球秩序。
东西力量变局：世界历史从大分流走向大翻转
从历史学家所说的“漫长的16世纪”以来，世界就出现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大分流，西方世界异军突起，成为当时全球体系的主导文明。在西方所展示的强大武力优势、物质优势与精神优势的压力下，所有非西方与西方的文明、国情的差异都被规训为前现代与现代、外围与中心的差距。西方性与现代性结合，转变为全球普遍性，而非西方国家都主动地进入或被动地纳入这一体系中。
世界历史从大分流走向大翻转，是从西方异军突起回归到长周期历史常态的过程。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500年西方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只有18.2%，随后不断上升，1950年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了57.1%，达到了峰值。随后持续下降，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还占世界比重45.9%，到2018年就下降到33.4%，已经低于1850年的比重，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与此相对应的是，非西方国家占世界GDP比重持续上升。显然，世界的发展格局将由大趋异转变为大趋同，世界历史由大分流转向大翻转。
伴随经济大趋同的是非西方文明的集体性复兴，非西方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接受者转变为共同的构建者。这是世界不同文明通过平等交流对话而获得真正普遍性的过程，而不是由西方性所伪装的那种普遍性。这也是非西方文明、非西方国家、非西方人民在世界历史中获得主体性的过程，这种潜在的、被压抑的、边缘化的主体性一旦翻转起来，必将书写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全球制度变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断裂
二战结束以来，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使得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体化的过程：在国家内部，一体化过程表现为阶级矛盾的大缓和，资产阶级利益就是全社会的“普遍利益”，中产阶级崛起成为社会的中坚，贫困阶层也获得较好的福利保障，西方社会出现了赫伯特·马尔库塞说的那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单向度社会。在国家之间，一体化过程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赢——发达国家在国内资本利润率下降的条件下，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到发展中国家投资，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发展中国家也因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获得了发展机遇。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过程正在断裂。这种断裂在国内表现为阶级之间的断裂、种族之间的断裂、社会意识形态的断裂、政治运作模式的断裂，西方社会正在告别过去那种显得“乏味”却舒舒服服的日子。“断裂”“分裂”日益成为描述美国社会的词语，而欧洲也逐步告别超级稳定的社会，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持续扩大。
从国际关系看，一体化过程断裂表现为国与国的关系越来越由合作共赢走向对抗与冲突，全球对外投资与贸易萎缩，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分裂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外交舞台越来越由合作谈判的舞台转变为对抗冲突的舞台，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领土争端等问题日趋激烈，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相继爆发。
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过程的断裂意味着西方经济与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型，这将为世界未来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许多新的可能。与此相对应的是，伴随着中国的崛起，新型的社会主义在21世纪将日益表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机与活力。
全球化变局：全球化持续上升的趋势出现逆转，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陷入空前困境
全球化确实一度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我们将世界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定义为“贸易开放指数”，1500年贸易开放指数只有0.5%—2.5%，而到2008年已经达到了61.1%，地理大发现、工业化、全球体系的形成都成为全球化的推手。特别是二战后，战后复兴与全球的自由化推动了长达60多年的全球化高涨过程，1945年—2008年的63年间，贸易开放指数提高了51个百分点。
历史上也出现过逆全球化的回头浪，1914年—1945年，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贸易开放指数由18.0%下降到10.1%。2008年以来出现了新一轮的逆全球化过程，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从5.40%的高位开始下降，目前已经下降到占GDP比重的1.51%，回到21世纪初的对外投资强度。全球贸易也受到逆全球化的影响，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为61%，到2020年下降至52%，2022年又恢复到63%。伴随逆全球化浪潮的是：经济上，各国间实现自由投资、贸易；政治上，少数国家制定规则，大多数国家遵循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都遭遇空前危机。
产业革命变局：数智革命浪潮兴起，成为大国竞争战略制高点
产业革命会引发传统产业被颠覆与改造，核心产业更替，以及产业链条重组，从而使经济格局发生革命性变化。历史上世界大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在于这些大国掌握了新兴工业革命的领导权。1760年代至1840年代，英国引领第一次工业革命，一跃成为当时世界头号强国；1860年代至1870年代，德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强国；1950年代以来，美国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最主要领导国，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中国处于边缘化的角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要迎头赶上，完成前两次工业革命，同时也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跟随者与积极参与者。
当下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数智革命，将会使人类社会本身智能化，不但所有产业都会重构，社会和政府形态也会重构，推动智慧经济、智慧社会、智慧政府的三位一体演进。数智革命竞争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博弈的焦点，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制高点。2019年2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新的产业倡议，将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5G四大产业列为美国主宰未来工业的关键。2024年2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了2024年版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包括先进计算、先进工程材料、先进网络感知和特征管理、人工智能、自动化、无人系统、机器人技术、人机界面技术等，核心是围绕数智革命进行布局。
与前几次工业革命不同，中国已经成为数智革命领导者之一。中国虽在总体上还落后于美国，但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等关键领域都处于领跑或者并跑的位置。这当然意味着巨大的机遇，但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不但要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要面临竞争对手的打压与封锁。
（作者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