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中华民族是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民族。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许多人文学者有过探讨。钱穆认为东方文化是内倾型的，西方文化是外倾型的。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特性包括简朴、爱好自然、恬静、勤谨等。美国汉学家亚瑟·莱特认为中国人具有尊重历史、中庸、任重致远、自重等特点。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也互不矛盾，但都缺乏一个核心概念的表达。被誉为“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的辜鸿铭教授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精神》中指出，中国人精神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温良”，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中华民族的性格特质。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温和善良，但同时，“中国人民是崇尚正义、不畏强暴的人民”。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推进民族复兴大业，中华民族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特质和意志本色？这是实现民族复兴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论题。
继承传统：尚内省的斯文
特定的地域、社会环境及数千年历史，型塑了中华民族特定的精神特质。这是一种谦谦君子的斯文形象，思维方式内倾、内省、内敛，重视精神生活，重视自我修为和人格提升。凡事反求诸己，体验所得。在内省中认识世界，思考世界的本源和生命意义。这种内省人格，强调信念的重要性。在明晰自我的基础上，形成整合的人生，获得稳重自持、从容自信、坚定自励的人格展现。作为内省的过程，强调勤学、修德、明辨、笃实。从小到大，从内而外，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将自我成长和天下情怀融通，求心灵的自洽。《中庸》说：尽己之性，可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可以尽物之性。实现内外兼修合一。
中国人的文化形象是斯文的。斯文是指人的举止文雅有礼，有涵养，文质彬彬，懂得尊重人。在本质上，“斯文”是对美有良好的感知力和表现力的宁静的心灵状态。这是一种内秀。辜鸿铭在描述中国人“温良”性格的时候，认为它没有任何野蛮的、残忍的东西，有的只是文雅，但这种文雅不是天性的柔弱或顺从，它没有生硬，没有粗野或暴虐，没有好斗和嚣张。这种斯文是一种气质：从容、镇定，是经历磨难后的成熟，在乎内在的精神整合与人格自洽，是一种心灵的平和。
中国人的人格形象是内敛的。不张扬，不强横；不惹事，不怕事。优雅不是软弱，不是退让，不是息事宁人。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有一句赞美中国文化的名言：“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与物质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人类整体心灵深处对美的期求心心相印，是一种内在美。
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弥足珍贵值得坚守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立身自持：非盲目的自尊
自尊是基于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产生的一种自重、自爱并要求他人尊重的情感体验，本质上体现了自我价值感。自尊是自我意识的呈现，是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的基础。自尊对人很重要，体现了一种身份的主体性意识，它能激活个体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增强对“我”的身份确认。
中国人的温良中，蕴含了一种理性的自尊传统。《礼记》中有“可杀而不可辱”“不食嗟来之食”“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等记载。《孟子》中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表达。《韩非子·诡使》强调：“厚重自尊，谓之长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史可法“头可断身不可屈”等，都是中华民族自尊意识的表达。坚持人格尊严，义不受辱，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各阶层显著的精神气质。
我们强调的自尊，要理性而非盲目。盲目的自尊常常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中心，缺乏从他人角度着想和体谅的可能，呈现为自傲、自负、自恋等。而理性、非盲目的自尊，这是基于对自己和他人的清晰判断形成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接受。对理性自尊的清晰把握，会产生平等意识、宽容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思维方式上的开放性和行为态度上的吸纳性。它关注并承认世界发展大势，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应变”的开放态度，尊重不同文化特征，对外来优秀的文化、制度与科学产品，进行自主性吸纳。
中华民族具有不走极端的“中庸”思维。在对待自我的态度上，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对自己的国家，有明确的认知、强烈的信心以及捍卫的意愿。当前，面临复杂的国际情势和国内发展环境，我们要强化国家主体性和民族自尊感。邓小平同志说：“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
与人相交：通情理的共处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人是重视关系的，在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在乎与他人的和谐共处。辜鸿铭认为中国人“温良”的本质是善解人意和通情达理，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一种同情、共情能力。与人相交，强调“义”为先，做人做事光明磊落。中国人有尊重他人的品性，这是心理强大的标志，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说过，中国人崇尚“和而不同”“君子喻于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人与人相交的共处原则。
中国人具有谦和低调的文化特质。温良的中国人致力于打造一种愿意奉献、有情感温度的环境。与西方自由主义对个人的关注不同，中国人关注群体的、组织的共生，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中国人讲礼貌，这种礼貌的本质是考虑别人的感受，与人相交强调包容、尊重、宽恕。中国人具有一种为他人着想的“心灵的礼貌”，这体现了一种内在的优雅。正是中华民族这种心灵和理性的力量，使我们能成功地处理各种复杂困难的社会生活，使中华泱泱大国在数千年里维持了和平与秩序。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具有高度整合性的理念，从国际关系角度给世界未来开药方，反映了一种深刻的远大智慧。
但是，中国人温良的共处原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通情理，不接受蛮横。通情理要求相处是平等的，既不妄自尊大，更不凌驾于人。在关系结构中，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把握这种通情理的共处原则，尊重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民族才能赢得外在的尊重。
应对挑战：有底线的坚守
中国人的文化形象是温和的，生命原则是求心灵的自洽，是一个致力于精神生活的民族。中华民族以开放的视野和态度，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人类共同价值，并将其内化为民族的心理特质，外化为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同时，中华民族又是敢于奋斗、敢于创造、敢于梦想的民族，强调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中华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遇到过无数艰难困苦，但都通过不凡的精神意志战胜了困难，也激活和彰显了民族凝聚力的强大。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紧密团结，浴血奋战，打败了外来侵略，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温良不是忍让。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但同时中国人民也不畏强暴。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锻造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关涉民族尊严、关涉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要敢于亮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中，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意志本色，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延续、凝聚整合和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既要保持中华民族崇尚内省，追求和平、和睦、和谐的温良性格，同时也要筑牢坚守底线、自尊自强的意志本色，形成同舟共济、勇往直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这是新时代我们需要秉持的正确的民族心态。
作者系广东开放大学法政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思想研究》（18JD71004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