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过度依赖即时通信工具，甚至蜕变为“群里安排、群里回复、群里指示、群里调研”，最终难免会脱离群众，加剧数字形式主义的蔓延。作为数字时代形式主义的新变种，“隔空指挥”现象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基层治理的时代场景正发生整体性转换。就基层治理本身而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是依托数字平台建设，确实有助于促进条块协同，改善权责不清和责任推诿问题。但是，在肯定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可能存在的“负能”效应，其中，“隔空指挥”便是如今在基层较为典型的问题。
“隔空指挥”有哪些危害
在基层治理中，适时、适度运用数字技术手段，保障信息传输的协调畅通，留下可供查验的“痕迹”，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过度依赖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甚至蜕变为“群里安排、群里回复、群里指示、群里调研”，最终难免会脱离群众，加剧数字形式主义的蔓延。作为数字时代形式主义的新变种，“隔空指挥”现象就是这一问题的典型表现。“隔空指挥”严重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并滋生一系列治理问题。
首先，加重基层干部负担。鉴于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在信息传输中的便利性，无缝契合了“隔空指挥”的需要，因此在基层工作中的应用已经趋于泛滥，导致很多基层干部“为群所困”：一些基层干部甚至被迫加入上百个工作群，不得不时刻盯着手机，生怕错过了领导的“重要指示”和工作部署，感觉整天都在开会，工作效率和状态可想而知。
再者，助长弄虚作假现象。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显然是强化监督、减少弄虚作假现象的利器，但如果单纯依赖各种信息化手段，尤其是基层提交的各种“痕迹证据”进行“隔空督导”，完全抛弃实地调研、勘验等“土办法”，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客观上助推数字造假、浮夸包装等弄虚作假现象。
最后，扭曲干部政绩观。由于部分领导干部习惯于“隔空”指挥布置工作，部分“善于察言观色”的基层干部于是就顺势而为，将工作群变成了他们“显忙碌”“秀成绩”的平台。但对于那些勤勤恳恳、经常行走于一线的基层干部，却因为不善于在各种工作群中“秀工作”，也不愿意自己或让村社干部填写大量“没有实际意义”的报表，做不到“汇报工作言之有物就必须‘文中有数’”，反而被认为是工作不够严谨，“没活儿干”。这种情况在扭曲基层政绩观的同时，也难免寒了一些“老实人”的心，导致基层工作“脱实入虚”。
谁在“隔空指挥”
综合笔者调研所了解的情况来看，虽然“隔空指挥”现象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具体到不同的治理任务、层级和干部群体，其分布形态和泛滥程度，却又存在一定的差异。
首先，针对不同性质的工作任务，“隔空指挥”现象的泛滥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通常，对于那些“上级非常重视”和“关乎领导政绩”的工作，领导干部“在微信发出指示也得下去看”，“隔空指挥”现象尚不算突出。但对于“有些上级重视程度不够，或者可以较为轻松应付”的工作，就容易出现这一现象。此外，对于部分虽然非常重视但“比较好对付”或者“比较虚”的工作，也容易出现“群里传达部署”。
再者，区县职能部门是“隔空指挥”现象的重灾区。在当前的体制环境下，区县职能部门普遍将街镇科室作为自己的“腿儿”，习惯于将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直接转发给街镇对应的科室，而部分街镇科室部门也是上行下效，将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作为进一步“转达”和“发包”的对象，从而为“隔空指挥”现象的滋生制造了可能。由于区县和街镇两级都习惯于通过微信群等“隔空”形式部署工作，并通过要求“下级”反复上传报表数据、影像资料等形式进行“隔空”监督，这显然会助长数字形式主义的蔓延。
最后，“隔空指挥”现象亦存在一定的人群分布差异。作为基层治理的关键行动者，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和状态直接关乎基层工作的实际效能。不可否认，多数基层干部都是兢兢业业、努力可靠的。但是，鉴于晋升天花板问题在基层依然比较突出，导致部分年龄较大、晋升无望的基层干部，甚至是部分年轻干部早早就陷入了“佛系躺平”、得过且过的状态。此类干部的日常工作往往就是“往群里转发文件”，严重脱离工作一线。此外，挂职干部和选调生作为“外来户”，部分人依然抱着来基层“镀金”和完成组织程序的心态，“隔空”传达和指挥现象也相对突出。
如何整治“隔空指挥”
作为基层治理生态叠加技术革新的产物，“隔空指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本身就是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投影。革除这一弊病，根本依然在解决基层权责失衡、基层干部职业发展空间狭窄、过度依赖负向激励等新、老问题。同时，通过对微信群等“隔空指挥”的载体进行必要的限制，也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
首先，进一步为基层“放权赋能”。基层工作过多、过繁的现状，是催生“隔空指挥”的主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保障基层能够做到“守土有责”，各地纷纷展开了以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为重要目标的基层治理创新，基层“看得着，管不了”的局面得以初步扭转。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地方出现了只下沉责任、不下沉或少下沉权力和资源的现象，导致基层权责失衡的状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面对似乎是“永远干不完的‘紧急’工作”“填不完的表格”和越来越少的自主裁量权，基层干部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奔走于工作一线、游走于田间地头，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也是越拉越远。要想扭转这一局面，显然需要持续推动治理资源下沉，为基层“放权赋能”：“放权”层面，可以通过编制属地责任清单等形式进一步厘清基层权责，逐步实现“清单之外无属地管理事项、列明之外无其他工作责任”；“赋能”层面，应本着“费随事转”的基本原则，建立常态化的人财物等治理资源下沉机制。
第二，进一步畅通基层干部晋升渠道。基层干部依然狭窄的职业上升空间，客观上助推了“隔空指挥”现象的蔓延。职业发展空间是基层干部的核心关切之一，兢兢业业、实绩突出的基层干部得以适时晋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心态。如前所述，之所以基层干部“佛系躺平”已经开始呈现出低龄化的态势，较大程度上源于晋升天花板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应在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基层干部晋升渠道。但客观地说，考虑到基层晋升天花板很难彻底扭转，因此应积极推动和完善职务职级并行制度，尤其是通过提升职级的“含金量”，调动那些无法获得职务晋升的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第三，进一步突出正面激励导向作用。“隔空指挥”现象已经演变为基层避责的一种新形态。据多位受访的基层干部反映，之所以无论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干部，都乐于“指尖”推动、“隔空”指挥，除了方便快捷之外，也有“合理避责”的因素掺杂其中。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通过微信群布置推动工作，把责任利害讲清楚，等于是“已经告知”并“充分留痕”，可以合理避责。对于普通干部，通过微信群等形式“汇报工作进展”“展示工作成绩”，也是很好的“留痕”方式，万一出现问题，也是意外因素，从而降低问责的风险和力度。期待缓解上述问题，显然应着力于健全多维度、立体化的激励考核体系，突出正面激励的导向作用，尤其应尽量减少使用“一票否决”等过于刚性的问责方式，减少以“材料堆砌”为主的烦琐督察，为基层年轻干部留下一定的“容错空间”。
第四，进一步规范对基层工作的考评。部分工作任务不切实际，只能“群里落实”。当前，一些地方为了防止基层干部“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工作心态，规定了普通干部在基层任职的最低年限，但却没有对领导干部的任职年限进行限制。这就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急功近利，甚至频频提出不切实际的工作要求。面对这些根本不考虑基层实际的工作任务，普通基层干部有时候不得不“空对空”，主要通过“群里推动、表格落实”等方式进行应对。就此来看，对微信工作群等“隔空指挥”的主要载体进行必要的限制，尤其要避免通过微信群上传的影像资料和报表数据来替代对实际工作的考评，对各种信息化手段进行必要的“祛魅”，亦是遏制“隔空指挥”现象蔓延、改善基层治理生态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